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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刘元春:2017年稳增长会进展较好,控风险非常关键

作者: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时间:2016-12-22

  《21世纪》:中央经济会议指出,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您如何看待?

  刘元春:2016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元年,我们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我们还要达成一系列最终目标,如优化资源配置、打造新动能、解决各种难点,朝着这些目标的工作才刚刚开始。2017年依然是改革攻坚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进展将会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改革范围更广、改革层面更深、改革效果更扎实。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你怎么看?

  刘元春:混改,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企改革的重要主体方向。不仅有利于提高国企的效率问题,也有利于有效地解决民营资本的准入门槛问题,为其提供准入机会。混改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在石油行业,中石油的销售环节进行了混改,但在更多的行业依然未见混改。因此,混改有成效,但还需要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混改还需要更多改革的配合,比如加强监管、所有制改革、政绩观改革、国有资本管理方式的改革,这些重要改革破题之后,混改也会取得实质性突破。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您如何看待明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刘元春:可以说,这样的政策组合延续了好几年,这也是一种应对新常态的有效政策模式,明年也将会延续。应该说,明年延续这种政策组合有了合理的基础,2016年我国经济底部企稳,下行压力较大,2017年将主要是稳中求进,积极财政政策会为结构调整保驾护航,托举有效需求。不过,中国不光是应对简单的需求问题,而且考虑到债务,货币政策不能简单地实施积极或是收缩,而是要保持一种流动性相对稳定的中性状态。

  明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与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会有些不同,主要体现在度与方式。明年的赤字率扩大,财政收支的矛盾扩大;还有,人们都在期待降低宏观税赋能否落实,这又与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密切相关。

  货币政策方式方法也会有所差异,主要是要配合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而不是单纯过度地稳投资与稳增长。货币政策的增幅会有所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会变化,治理“脱实向虚”需要结构性的货币投放。

  《21世纪》:明年的稳投资与调结构应该怎样进行?如何应对保增长和转型之间的矛盾?

  刘元春:明年的投资增速不会太大。目前,我国储蓄率依然较高,投资并不是问题,而最重要的是投什么领域?投资主体是什么?明年应该注重加大短板领域的投资力度,加大那些有利于打造新动能的领域的投资。稳投资、保增长与转型之间有一定矛盾,但也不是完全不能调和,如果稳投资的投资有了结构性导向(补短板、打造新动能),那么稳投资的工作就会与转型十分契合。

  《21世纪》:2016年投资的效率急剧下降,特别是投资中的固定资本形成率下降得非常迅猛,资本产出率下降得更猛。2017年应该如何做?

  刘元春:投资中的固定资本形成率下降,资本产出率下降,这都源于投资管理的问题,投资中的浪费现象严重,国企与地方政府的投资都需要更严格的监管;除了监管,还要更科学地评估投资领域的选择问题,有些投资对于GDP拉动的作用并不高,因此要通过科学的评估体系来选择投资领域;最后,投资领域的选择不能与新动能相脱节,投资要有利于打造新动能,补短板,这需要认真评估。比如“铁公基”这种与传统动能密切相关的投资,如果长期获得政府补贴,那么就不利于过剩产能的调整,那就不利于打造新动能。

  《21世纪》:明年保持消费不仅仅需要我们的短期消费政策的发力,更需要我们在民生上、转移支付上要有大动作。您能具体谈谈这些“大动作”吗?

  刘元春:2016年我国消费保持得不错,这与我国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有关,比如消费的两个重要亮点是汽车和公共服务,特别是汽车消费,这跟消费税、购置税的减免有很大的关系。明年我们要稳定消费增速与收入增速。2016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886元,同比名义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低于GDP6.7%的增速。如果收入增速长时间低于GDP增速,那么将会不利于消费。

  因此,2017年还需要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做做文章,并推进转移支付改革,这将是一大改革重点。我们目前的民生短板太多,普通民众审慎性的储蓄过大,政府需要适度启用消费刺激政策,提振消费。

  《21世纪》:明年经济发展中的风险都有哪些?

  刘元春:首先是金融风险,一方面是债务率较高,另一方面是债务结构比较头疼。第二个是外部风险内在化,这里的外部风险主要包括美联储加息、英国脱欧的一些效应,还有世界金融市场的风险,这些外部风险可能会通过我国的人民币汇率、金融市场对我国经济产生一个叠加效应,值得关注。第三个风险在于大宗商品价格的结构性变化,这会令我们面临一种成本上扬而增长不够的处境。成本导致的价格上扬与需求导致的价格上扬,是很不同的,也将会导致短期应对政策的差异非常大。

  《21世纪》: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稳增长需要哪些新思路?

  刘元春:第一,要把握住底线,底线是可以动态调整的。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其实就是保社会稳定。第二,要注意的,明年与过去的一个不同在于,明显风险可能较大,稳增长方面应该会做得较好,但是控风险能力可能会有所弱化。这方面需要注意。第三,以往我们说稳增长最先想到的就是稳投资,但是2017年可能应该变为稳投资与稳消费、稳外贸并行的模式;并且,以往稳投资主要依靠地方政府与国企,但以后应该要强调稳民间投资与地产投资,这是投资方面很重要的两块。

  《21世纪》:明年哪些重要改革应该会取得突破?

  刘元春:首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项重要的改革会在明年取得明显收效,可以预期,会取得一些“质”的变化,重大突破应该是会在降成本、控杠杆方面,这两方面应会有所斩获,也只有这两方面取得较大成效,去产能、去库存的工作才能进展更大。

  第二,基础性改革将会有所破题。1,在控风险方面,会强化监管,金融体制改革将会进一步推进。2,在处理僵尸企业与过剩产能方面也将会有明显成效,这与国企改革紧密相关。3,很重要的一点,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相关利益结构也需要改变,因此,政府改革也将会有所变化、明显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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