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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新自由主义、利润率和积累率

作者:埃尔多干·巴基尔 艾尔·坎贝尔 著 陈人江 许建康 译  时间:2011-04-06   浏览次数:0

资本主义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1]导致了其较先前的战后经济结构更缓慢的经济增长,[2]这已几乎为所有不同倾向的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同。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增长与投资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而投资又与利润率存在着类似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都认为,利润率既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健康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也是衡量其是否运行良好的一个指标。
  在先前的一项研究中,我们仔细运用经验资料证实了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利润率远低于先前各个时期,[3]这也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广为接受的观点。这是导致经济增长率较低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原因(同时也是结果)。而本文的目的是要探讨引起增长放缓的另一个结构性因素。
  与本文相关的逻辑过程的主要内容可概括如下。工人在生产中创造的价值大于以工资形式支付给他们的价值(即劳动力价值),二者之差又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补偿生产中消耗的价值,即不变资本。(原文如此,实际上不变资本价值的简单再生产是由活劳动转移的。——校对者注)另一部分来自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即剩余价值,归资本所有者占有。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作为新的资本被重新投入到资本循环中,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寻求自我增殖。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目的、它的主要代理人资本家的生产目的,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运动规律,他经常从资本追逐利润或资本的自我增殖(积累)两个方面论述这个问题。这两个方面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
  在特定情况下,利润从生产资本的循环向金融循环的转移不一定会降低资本积累率,从理论上讲,这是可能的,因为金融改善了积累的条件,其积极作用超过了它对用于积累的利润总额的削减。[4]然而,我们下面提供的证据却表明,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利润向金融循环不断增加的转移伴随着积累率的下降。这种证实支持了对新自由主义观点的驳斥,因为新自由主义宣称金融的增长改善了积累的条件。
  本文将研究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利润率和积累率之间关系的变化。考虑到具体化和更明细的需要,在这里我们将只探讨当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情况。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利润和积累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使资本主义的中枢活动过程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而近来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对此却关注甚少。[5]
  本文的叙述过程如下。第一节将用数据证明,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利润率和积累率之间出现了不断增大的落差。第二节进而论证,不断扩大的资本份额正被投入到金融循环中,而不是重新进入生产资本的循环。我们将采用六类不同指标来说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认为,非金融部门支付给金融部门的净利息是对物质生产领域所得利润的一种扣除,它们本来是可以用于生产性再投资和积累的。前三类指标将反映新自由主义条件下流入金融部门的净利息不断增长,而物质生产领域的积累则有所缩小。2.1小节将表明,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实际利率开始急剧上升。2.2小节将考察影响非金融公司净利息支出从而其净负债状况的其他因素。我们这里得出的结论反驳了一个经常用来与广为人知的第三世界债务情况做类比的错误看法——认为20世纪70年代超低的实际利率(有时甚至是负利率)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非金融公司债务问题的原因。相反,我们会看到,事实上债务负担的急剧加重是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繁荣紧密相关的,然后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稳定下来。作为对实际利率飙升的反应,1979年底非金融公司开始了试图减轻自身债务的过程。但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负债利息的支付很高,它们的努力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奏效,当时实际利率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下跌。到2000年,它们已经扭转了自身处境,变成了净债权者。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这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关于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的讨论中还是鲜有提及的。既然到2000年,非金融部门已经成功地解决了曾经让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把潜在利润急剧转移到金融部门的债务负担问题,甚至还成了净债权者,那么为什么它们没有开始从这种新的财务状况中受益,以便使潜在利润从金融部门流回,投入生产的资本循环呢?2.3小节把前面两小节的结论综合起来考察,通过研究税后利润中由净利息支出构成的那一部分来直接审视利润从生产部门的流失。2.4小节通过考察非金融部门的税后利润率和它在支付净利息后用于支付红利和作为留存收益的实际利润率之间的差别,来说明这一过程对利润率的直接影响。
  金融部门作用增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司治理模式还出现了其他变化。在新自由主义盛行之前,公司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它的留存收益。2.1至2.4小节已经提到了这方面的一个变化,公司借钱更多,并导致了新自由主义头一个十年的利息支付问题。但公司治理的转变还有甚少被提及的第二个方面,它加强和扩大了金融部门的实力。公司现在迫于更大的压力,从以前作为留存收益的利润中拿出相当的部分作为红利分给股东。股东随后要么通过银行,要么通过投资基金,把这些钱重新投回公司,用于公司的经营和投资。这一投资和经营资金被支付出去、然后又返回生产部门的循环,全部是由报酬优厚的金融部门操作的。2.5小节将考察公司治理模式的这种变化:股息分红增长,留存收益减少。为稳妥起见,我们从两个方面考察红利:一是作为红利与留存收益总和(即税后利润扣除净利息后,用于公司分配的收益)之份额的红利,二是作为全部税后利润之份额的红利。最后,2.6小节将探讨上述资金分配的结果,即金融公司部门的规模较非金融公司部门的增长。第三节是本文结论。
  一、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利润率与资本积累率之间的落差加大
  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进攻,资本主义的中枢活动过程(资本积累)出现了一个明显变化,我们的考察就从这里开始。我们将运用数据从两个方面来说明我们的观点。
  图1[6]比较了税后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率。它清晰地显示了1979年前后两种比率之间关系的差异。在1979年之前,这两种比率的运动看起来是大致平行的。利润率的上升基本反映在积累率的上升上。但是新自由主义统治开始后,在广为讨论[7]的1980—1997年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利润率复苏期间,17年中的前12年积累率却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只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股市泡沫推动下利润率的强劲增长,最终才拉动积累率随着利润率增长。与利润率自身的变动形成对照,1998—2000年积累率是伴随股票市场的泡沫而持续上升的(即便在利润率开始下降之后),反映了那一时期积累率与股市泡沫的特殊关系。我们看到,当2001年后利润率出现幅度小得多的复苏时,二者之间同样有趋异的情况。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利润率上升而积累率下降的这些时期,增长的利润到哪里去了?本文认为,答案主要在于利润从生产资本循环向金融循环转移的显著增加。

    图2提供了从另一个角度加强这一论断的数据。现在来观察以税后利润率的分数形式表示的积累率,这一指标显示税后利润中有多大比率的利润是再投入积累的。该图再次突出地反映了战后从早期阶段至晚期阶段的变化情况,早期阶段大致结束于1979年、1980年或1981年。再投入积累的那部分利润的比率在新自由主义阶段低于先前阶段。仅其比率的平均值在早期阶段与后期阶段的比较就证实了这种明显的变化。1948—1979年该比率平均为0.61,而1980—2007年则为0.43。[8]让我们重申,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再进入生产性投资的利润占比减少了,不再投入生产领域的利润进入了金融循环。
  二、利润流向金融部门
  本节将用数据表明,更多的利润流入了金融部门,并说明导致这种流动增长的一些变化。
  2.1 实际利率。我们用以研究并证实论断的第一个指标是实际利率。图3清楚地表明,正如已被广泛注意到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实际利率下降,随后由于“沃尔克冲击”,实际利率开始急剧上升,以致高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无论是与投资相关的长期利率还是涉及近期操作的短期利率都呈现出同一趋势。这种“食利者的报复”现象本身意味着流入金融部门的利润增长,但我们还将通过进一步的大量研究来证明这一结论。
  2.2 公司债务负担。利润从非金融企业部门流入金融部门取决于两个因素:利率(如上所示)和债务负担。
  从战后具有(更多)管制色彩的结构[9]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是一个过程,因此,不同的作者对新自由主义出现的时间看法不一,有的说是从1979年“沃尔克冲击”开始,有的说始自1973年的石油危机等。尽管20世纪60年代无疑也能发现那些对新自由主义的出现来说重要的变化,但基本上所有的作者还是认为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

    图4显示,资本主义的结构转变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并带来了一个重要结果:非金融公司债务的增加,而债务增加在新自由主义开始攻击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经常能听到一种随意的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早期阶段出现的公司负债大幅度上升是由20世纪70年代的低利率引起的。[10]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情况正相反,非金融公司的净负债在20世纪50年代仅缓慢上升,到了20世纪60年代,作为对美国经济繁荣的反应,债务开始急速扩大,即便当利率维持在近2%的水平时(参见图3)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早期公司净负债略有下降,随后在1975年又回升到略高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峰值,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都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1979年后的利率急剧上升大大增加了非金融公司的债务支付,它们的反应正如预期的那样——减少净负债。但鉴于高利率及其导致的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支付,它们的处境在10年内其实多少有所恶化了。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短期利率,特别是长期利率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水平大幅下降时,非金融公司才得以开始快速削减它们的净债务。到2000年,非金融公司已经消灭了债务,并转而持有净金融资产。

    图4所示数据似乎意味着,非金融公司已对市场压力作出了反应——偿还债务,从而解决潜在利润流向金融部门所造成的巨大损失问题,尤其是主流评论家更会这样看。但正如我们将在下一小节中看到的那样,情况并非如此。尽管非金融公司确实减少了税后利润中支付给金融部门的部分,但它们再也没能恢复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所处的状况,而在2007—2008年,它们的状况再度急剧恶化(见图5)。这就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的文献中鲜见讨论的一个问题。如果到2000年,非金融部门已经成功地解决了曾经让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把潜在利润急剧转移到金融部门的债务负担问题,甚至还成了净债权者,那么为什么它们没有开始从这种新的财务状况中受益,以便使潜在利润从金融部门流回,投入生产的资本循环呢?答案是,由于金融结构的变化,现在非金融部门要偿还的负债利率是其资产收益率的大约两倍。由于这一点很少被提及,附录2将说明新自由主义当前的这个结构性特点,以及与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的债务机制大为不同的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因此,虽然当前金融部门从非金融部门吸取的潜在利润低于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但仍高于“黄金时代”的水平,正如我们将在下一小节中将看到的那样。

    2.3输出到金融部门的利润比例。2.1和2.2小节所论述的那些因素相结合导致了利息支付从生产部门向金融部门的净流出。图5显示,这种单向流出的利息支付对税后利润的占比份额。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它所占的份额还很低,反映了低实际利率和低负债的同时存在。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净利息支出份额开始攀升,反映了公司债务负担的提高(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占比份额的两次下滑反映了利率的下跌。随后,占比份额在20世纪80年代都维持在更高水平,直到20世纪90年代利率和负债的同时下降为止。[11]
  2.4支付给金融部门的净利息对非金融部门用于积累的剩余部分影响。在图6中,我们将税后利润率与公司在偿清净利息债后用于分红及积累的剩余部分(“扣除利息后的净税后利润率”)进行比较。


    图5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净利息支出占税后利润的份额急剧上升,这与我们在图6中看到的情况是一致的。20世纪70年代,资本积累经历了一次结构变化,非金融部门产生的并保留其中可用于资本积累的利润明显减少。在新自由主义全面统治的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二者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尽管近来这一差距相对于峰值有所缩小,但还远远谈不上恢复到“黄金时代”期间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的结构状态。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2期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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