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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关于消费,那些不得不说的理——“向往美好生活引导消费预期”系列报道(上)

作者:  时间:2017-12-04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扩消费促转型 

  编者按 

      20132016年,最终消费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55%,高于资本形成总额8.5个百分点,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分年度看,四年的贡献率分别为47%48.8%59.7%64.6%。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4.5%,高于同期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31.7个百分点,比上半年扩大1个百分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此前强调,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结构优化。从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看,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近几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虽然投资在经济增长中仍然起着关键作用,但消费对增长起着基础性作用,是主要驱动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今后一个时期,如何在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正确引导居民消费预期?怎样在中高端消费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如何切实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从本期开始,我们推出一组“向往美好生活引导消费预期”系列报道,分为上中下三篇,与广大读者朋友一起探讨关于消费的那些不得不说的“理”“事”“道”,敬请关注。 

      作为拉动经济发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越来越受到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多次提及消费,包括“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等等。 

      受访专家学者普遍表示,在三驾马车中,消费主导已成趋势。而消费的供给侧改革主要为了打破消费升级与供给老化之间的藩篱,在促进新消费等方面则需软硬两手抓。 

    

  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根据经典经济学原理,消费作为需求力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其本身的直接拉动,也有通过消费变量而诱导出来的其他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即间接拉动。所谓消费直接拉动,即是通过它自身,而不是通过别的变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如果消费低迷,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实际产量远远少于潜在的产量,生产能力就不会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如果消费过热,超出了资源和生产能力的约束,只会形成经济的名义增长和通货膨胀。所谓间接拉动,是指消费作为初始变量通过其他变量拉动经济增长,如引致投资就主要是由消费的增长等经济行为诱导出来的投资,被消费诱导的投资被拉动起来以后,它就和消费一样对经济增长起着拉动作用。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消费室主任王蕴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格局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突出表现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投资,经济增长动力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具体来看,2000年以来我国需求结构逐步趋于优化。最终消费率呈现“U”型变化,2011年消费率由降转为趋势性回升;投资率则呈“倒U”型变化,2012年开始趋势性下降。2011年以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达到56.2%,比投资贡献率高出10.2个百分点。随着消费贡献率的提升,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趋均衡。这也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由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社会发展的特征也逐渐由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 

      而从统计数据来看,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稳步提升,充分发挥了“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12年的21.4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33.2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6%,比2012年提高9.7个百分点。 

      博时基金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魏凤春认为,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从外生的、粗放的、以投资为主要动力的外生增长转向内生增长。内生增长的主要特征是以消费为主要的增长要素,贯彻生产的目的是消费的基本逻辑。以科技为经济增长的基本手段,以追求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同时,内生增长还必须解决发展失衡问题。 

      魏凤春分析,内生增长的结果是要形成一个新的主导产业。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路径非常清晰的三个主导产业,也就是经济学界非常熟悉的三个朱格拉周期(注:朱格拉周期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中一种为期约10年的周期性波动而提出的理论)。从必需消费品周期到可选消费品周期再到资本品的周期,经济工作和投资的逻辑非常清晰。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内生增长周期,也就是人力资本周期,这是经济进入新时代的自然选择。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周绍杰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我国的最终消费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用于居民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总额占当年GDP的比率),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从较高的水平向下走,2016年的数据约为38%,这是中国消费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这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6年开始一直在下降,自然会影响到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二是居民储蓄动机多元化,消费更多地体现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包括教育娱乐等服务类支出,不过很多家庭的储蓄实际上是和住房购买相关的,这在统计上算是投资类行为。三是与预防性储蓄动机相关,市场经济导致劳动力市场更加柔性灵活,这使得大家收入有波动,促进了预防性储蓄。四是与进入老龄化进程有关,中国现在还处于老龄化社会中,从消费生命周期来讲,人们生命周期变长,退休以后的时间也相应很长,因此在年轻时会倾向于更多储蓄。据研究,养老金替代率(即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一直往下走,作为理性的个体,要平滑终生消费曲线,所以会提前进行储蓄。另外,有一些消费是与工作有关的,例如交通、衣着,还有在外就餐等,未来随着老龄化人口比重不断增加,老龄化人口会降低这类消费。 

      周绍杰认为,这么多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相对来说比较低。从国际经验来看,居民部门的家庭消费占GDP比重不足40%,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有60%左右,我国还有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这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最主要的动力之一。 

    

  打破消费升级与供给老化之间的藩篱 

      2017年前三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263178亿元,同比增长10.4%,消费连续多年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力量。”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姜明指出,国家已经进入新时代,人们对品质,对质量,对服务,对个性的需求更加渴盼,而满足这种需求正是商贸流通服务业领域供给侧改革和行业转型升级的根本目的。 

      从政策层面看,国家发展改革委陆续出台“六大消费工程”,实施“十大扩消费行动”,推进幸福产业服务消费提质扩容。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中国在走过经济的物质产品短缺阶段后,人们已经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转为医疗、教育、养老等美好生活需要,从柴、米、油、盐等基本物质需求换成了琴、棋、书、画等精神需求。而消费升级需要对应的供给升级来实现,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问题已经从总量的落后,转化为以供给结构性老化为特征的不平衡不充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人口、土地、资金等要素大量投入的快速工业化时期,物质产品得到了极大丰富。2010年以后,之前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房地产、汽车等供给扩张产业进入供给成熟阶段,而钢铁、煤炭等供给成熟产业则进入了供给老化阶段。这些供给老化产业产能严重过剩,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而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娱乐产业、金融产业及其他服务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同时,大多数制造业还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中高端供给严重不足。大量消费者到国外抢购奢侈品,甚至日用品,比如到欧洲和澳大利亚抢购奶粉,到日本抢购马桶盖等。 

      据统计,中国消费者2016年在海外购物的金额达到6.4万亿元,而中国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不过33.2万亿元。滕泰认为,造成中国经济近几年持续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既不是工业社会早期的生产相对过剩,也不同于工业社会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工业社会后期的“供给结构老化”。在中国消费升级的需要和供给结构老化的经济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解放发展生产力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战略选择。 

      王蕴表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解决居民消费的供需不匹配问题,核心是正确把握和顺应当前居民消费升级的总体趋势,路径是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居民消费正加速向“住行消费+服务性消费”的双支撑型结构升级,供需不匹配问题集中体现在新兴服务性消费领域,激发服务供给活力和提高服务供给质量,是提升供需匹配度的关键。具体包括: 

      一是加快推进服务领域事业单位改革,释放服务供给活力。在进一步明确政府保基本、非基本公共服务主要由市场提供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医疗、养老、体育、文化等领域事业单位改革,激活体制内资源、调动体制外资源,着力优化服务结构、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 

      二是落实以“包容审慎”为原则的监管方式改革,对新产业、新业态采取既具弹性又有规范的管理措施,主动对接供给创新要求。 

      三是消除所有制歧视,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周绍杰表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一方面是要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前者,很多要素的配置效率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存在密切相关,这需要深化改革,例如简政放权、营改增等。对于后者,当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接下来主要是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对整个经济增长产生贡献。 

  周绍杰认为,对供需双方而言,一方面存在过度供给,另一方面也有过度需求,但是市场没有办法满足,例如教育医疗养老等。从消费的总趋势看,服务性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会越来越高。 

  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需之间的匹配,应该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让市场更加有创新性,国内的企业应该更加发挥工匠精神,像日德学习,他们是深度老龄化社会,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挖掘出中国人的真实需求,同时政府应该做好“放管服”,规划与监管并重。 

    

  释放消费潜力创造更多政策红利 

      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消费结构升级明显,新兴热点不断释放消费潜力。工信部部长苗圩介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今年有望继续保持领先地位。此外,信息消费规模由2013年的2.2万亿元增长至2016年的3.9万亿元,年均增幅达21%,间接带动经济增长10万亿元以上。家庭居住、个人穿戴、医疗健康等新型智能硬件层出不穷。线上线下融合业务创新活跃,在线医疗、在线教育等持续扩大,交通出行、旅游住宿、餐饮外卖等领域的新型消费迅速兴起。 

      网络消费也增势迅猛。数据显示,我国网络零售额从1.3万亿元猛增到5.2万亿元。我国已经跃升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国。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从2014年的5064亿元上升至2016年的8945亿元,同比增长76.8%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表示,未来经济的增长点要来自于创新型消费、服务消费等新的消费增长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的结构与消费的结构更加匹配,这也意味着未来消费增长的空间会更大,除了物质文化方面,休闲、养老、教育等各方面消费都会成为新的消费亮点。 

      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赵萍认为,这说明当前制约消费增长的主要问题还在于体制机制的问题。如何破除影响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释放消费潜力,创造更多的政策红利,非常重要。与以往利用补贴政策促进消费的方法不同,未来促进消费增长,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简政放权和“放管服”的改革使消费增长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也有专家指出,内贸流通环境对消费基础性作用的促进尤为关键。5年来,从内贸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的综合试点,到打破10多年汽车品牌授权销售单一模式,再到进一步健全肉类、食糖等重要商品的储备制度,我国流通体制改革提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日趋完善。全国城乡流通体系日趋健全,初步建成覆盖城乡、线上线下融合的内贸流通体系。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从2012年的18%降至2016年的14.9%,社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0% 

      下一步,内贸流通改革还将继续向纵深发展。日前,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将涵盖创新发展机制、营商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的37项内贸流通体制改革发展综合试点总结的经验向全国推广。 

  王蕴认为,在改善消费环境和扶持新消费方面,主要应在软硬环境建设两方面发力。在硬环境建设方面,重点是完善消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村地区的消费基础设施的完善,如商贸流通网络、互联网设施、售后服务站点或平台的建设等;在城市地区,重点是现有基础设施的布局调整优化。在软环境建设方面,主要是促进质量提升和鼓励创新的相关制度完善。继续推进“同线同标同质”的“三同”工程,不断完善消费品质量检测保障体系,完善不合格产品召回制度,健全产品溯源性制度等。加快研究制定完善有关服务行业的核心技术、知名品牌、商业模式等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制度。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扩消费促转型 

  关于消费,那些不得不说的事 

  ——“向往美好生活引导消费预期”系列报道(中) 

   121日起,我国进一步降低消费品进口关税,范围涵盖食品、保健品、药品、日化用品、衣着鞋帽、家用设备、文化娱乐、日杂百货等各类消费品,共涉及1878位税号,平均税率由17.3%降至7.7%。其中,时尚女性偏爱的唇膏、眼影、香水等部分化妆品进口关税由10%降至5%;曾因国人赴日“疯抢”进而引发中国制造升级和品牌大讨论的智能马桶盖,进口关税由32%降至10%;而部分配方婴幼儿奶粉进口关税更是降为零。 

  2015年以来,我国开始陆续降低部分消费品的进口关税,此举既是为了丰富国内的消费选择,也是为了引导国内供给体系转型升级,主动满足居民消费不断升级的需要。 

  2016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3.23万亿元人民币(约折合5万亿美元),较2012年的20.72万亿元增加了近13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 

    

  热点众多,拉动强劲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消费室主任王蕴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消费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信息消费高速增长。20132016年,我国移动互联网流量消费年均增长80.6%,通讯类商品消费持续较快增长,年均增长23.3%,高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1.7个百分点。 

  二是居民住房及相关商品消费保持较快增长。20132016年,建筑装潢类、家具类和家电类商品销售年均增速分别为17.1%15.9%10.9% 

  三是文化教育娱乐相关消费增长较快。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1915元,比2012年增长41.7%,年均增长9.1%,快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速1.7个百分点。20132016年,我国旅游收入年均增长16%2016年国内旅游人数达到44.4亿人次,比2012年增长50.2% 

  事实上,在消费有力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中国自主品牌在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上更是受益良多。例如,2012年,在我国智能手机市场排名前五的厂商依次是三星、联想、苹果、中兴和华为,市场占有率分别为17.4%11%9.8%9.1%8.7%。前五名中,中国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合计为29.8%。而近几年,“中国军团”迅猛发展,市场占有率不断攀升。2016年,我国智能手机市场排名前五的厂商依次是OPPO、华为、vivo、苹果和小米,市场占有率分别为16.8%16.4%14.8%9.6%8.9%。前五名中,中国品牌的市场占有率高达56.9% 

  再看国内汽车市场。2012年,我国全年累计销售乘用车1549.52万辆,自主品牌乘用车销售648.5万辆,占市场的41.9%2016年,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首次突破千万辆,达到1052.86万辆,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43.19%,其中自主品牌SUV表现抢眼,销量为526.8万辆,市场占有率高达58.2% 

  在中国自主品牌成长过程中,巨大的国内市场,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预期要合理,行为要理性 

  消费支出的高低,与收入多少息息相关。王蕴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消费水平持续提高。2013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7.4%,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一致,即实现了消费增长与收入增长完全同步。” 

  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821元,比2012年增加7311元,年均实际增长7.4%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7111元,比2012年增加4255元,年均名义增长7.4% 

  虽然现实中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能力的最重要因素,但并非惟一因素。王蕴认为,其他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同样不容忽视:一是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程度以及提供基本保障的水平,直接影响居民消费预期;二是消费环境是否良好,包括产品质量、消费基础设施是否完善等影响居民消费意愿;三是供给体系是否多样化和优质,即供给能不能很好地与需求相匹配,直接影响了居民潜在消费需求能否转化为实际消费。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周绍杰则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认为,家庭客观上是存在消费周期的。“现在,夫妻年龄三四十岁的家庭,消费预期是将来的子女教育;再往后,家庭的消费预期可能与养老相关。教育、养老这些消费预期所体现出来的,都是对服务类的消费预期。此外,住房也存在着消费预期。”在消费预期上,如果人们预计未来养老服务的成本还会上升,那么今天就会更加倾向于储蓄。 

  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年均增速上的吻合,无疑证明现实中人们的消费支出基本上是合理的。但在消费结构升级步伐不断加快的“进行曲”中,我们还是不时听到一些并不和谐的声音。 

  这些年极为火热的“房奴”一词,许多人不会感到陌生。这一群体在生命的黄金期,每年将可支配收入的40%甚至更高比例用于偿还住房贷款,家庭生活质量大幅下降,整个家庭甚至几代人都不堪重负。 

  近两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小额贷款打开了方便之门。在校园贷的蔓延中,暴力、“裸贷”等违法事件不算少。受害者中,受虚荣攀比享乐心理驱使,不考虑个人经济状况而盲目超标准、非理性消费的人不在少数。 

    

  制度变迁,影响重要 

  2016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比2012年下降2.9个百分点,接近联合国划分的20%30%的富足标准。伴随着恩格尔系数的不断降低,是居民消费结构的加快升级。在这个进程中,包括政策在内的制度变迁,成为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 

  最典型的莫过于房子。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逐步取消社会福利分房后,房地产市场可谓迭荡起伏。王蕴表示,按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基本定位,根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部署,近年房地产市场主要是去库存。“从住房相关消费的变化情况看,房地产市场政策调整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总体趋于平稳,避免了大起大落;相关消费仍然保持了平均10%以上的增长,表明居民正常消费需求获得了较好满足。” 

  汽车同样经历了从鼓励到部分城市限制的过程。“十一五”期间,国家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出台了关于购买小排量汽车购置税免税等优惠政策。出于缓解城市交通和环境保护的目的,汽车消费政策有了新的变化:一是小排量汽车购置税优惠的幅度在下降,2018年将取消这一优惠政策;二是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不断“退坡”。王蕴分析认为,从我国汽车消费发展阶段来看,近几年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增长阶段,再加上主要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实施限购、限行措施,对汽车消费需求也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分享经济的蓬勃发展,共享汽车的探索推行,专车、租车等服务供给更加丰富和便利,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个人购买汽车的意愿。 

  此外,受就业、教育改革和升学压力等诸多因素影响,社会教育机构近些年发展极为迅猛,多家机构在海外上市。 

  与此同时,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随着养老社会化的推广,全国养老服务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据统计,2012年,全国有各类提供住宿的养老服务机构4万多个,拥有床位416.5万张。截至2016年,全国提供住宿的各类养老服务机构数量增加至14万个,拥有床位730.2万张。 

    

  信息消费,带动升级 

  2017年,国内电影市场最亮眼的明星非《战狼Ⅱ》莫属,创下了56.81亿元人民币的国内票房新纪录。而整个中国电影产业同样给力,预计电影票房全年能够达到550亿元。2012年,该项数据则为171亿元。 

  电影市场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却表明,随着公众物质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文化教育娱乐相关消费正在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例如,近几年旅游业的表现同样非常突出。据统计,2012年,国内出游人数为29.6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为2.27万亿元。2016年,国内旅游人数则上升至44.4亿人次,旅游收入达到3.94万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1%15.2% 

  事实上,这些消费新热点的出现,既得益于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与信息技术引领的信息消费密切相关。网络对影片的宣传功效自不待言,仅就旅游中的自由行而言,在电信运营商“提速降费”后,移动互联网对旅游的支持作用就非常明显:规划出行可以看蚂蜂窝自由行,住宿、买机票和火车票可以上去哪儿、携程,吃饭可以查大众点评,在一个陌生城市游玩可以查百度地图,打车可以用滴滴,骑行可以找共享单车。总之,基本上都可以用手机搞定,不必再像过去那样遭受难以估算的交易成本困扰。 

  王蕴表示,信息消费的快速发展引领整个社会进入信息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供给体系质量的提升、潜在消费需求的释放和满足都有积极影响。信息消费发挥了重要的媒介和平台作用,为新业态、新产业的发展乃至新兴增长点的培育提供了基础。“各种形态在线消费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信息消费的快速发展。其他产品和服务领域在嫁接了信息消费平台后,也实现了升级发展。比如在线餐饮、在线旅游、在线票务预订等。新兴服务业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与信息消费发展相辅相成。”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扩消费促转型 

  关于消费,那些不得不说的道 

  ——“向往美好生活引导消费预期”系列报道(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虽然基本现代化目标提前了15年,但获得感增加也要倚重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消费预期问题。 

  相关受访专家学者普遍表示,美好生活在消费层面上指的是要提升消费品质,而从学理角度看,消费预期从多维度影响消费意愿,在新时代里,政府社会等多方位有效引导是关键。 

    

  美好生活需要消费品质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消费室主任王蕴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具有深刻的内涵。这表明,随着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关注点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化可以看作是集中、具体的表现。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服务性消费和大宗消费比重不断提升,实际上就表明了居民消费已经由生存型消费升级为发展型、享受型消费。通俗地讲,就是从“有没有”转变为了“好不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首先指的就是满足人们生存、发展需求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其次是更大范围内对包括制度、环境、文化氛围等在内的社会公共产品的需求。因此从这个角度讲,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断实际上体现了对更大范围、更宽口径、更加丰富的人民消费需求的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核心仍然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不匹配问题。这里的生产是包括具体产品和服务以及社会公共产品在内的社会生产;而消费指的也是更高发展水平上更大范围、层次更丰富的消费需求。 

  解决主要矛盾的关键,是实现消费转型升级和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未来的一大趋势是消费升级,即从传统的消费品向服务消费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美好生活需要”内涵将出现在消费升级领域,这也是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平稳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宗良认为,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要依靠高质量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既体现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收入差距上,也体现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上,需要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法治建设、生态建设等多个方面着手加以破解。 

  美好生活最主要是对生活品质追求的提升,而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服务类消费受制度性因素限制,使得其供给有限。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周绍杰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对企业家而言,要认清消费占GDP的比重,特别是居民家庭消费会不断提高,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传统行业而言,提升消费品的品质;而对制度性约束,政府应该为民营经济提供通道,提供相应的补贴配套政策等。 

  周绍杰认为,从现在起到2035年,正好是消费占GDP比重发生持续性结构变化的时期,这可能是一个重大判断。扩大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国保持未来15年甚至20年中高速增长的核心之一。 

    

  消费预期:多维度影响消费意愿 

  虽然基本现代化目标提前了15年,但获得感增加也要倚重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不能让公众以为目标提前15年,美好生活的向往就会在短时间内实现,这里面涉及消费预期的问题。那么什么是消费预期呢? 

  消费预期反映了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看法,是对经济变量未来值的预测,包含了消费者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变化的主观期待和愿望。消费预期决定着居民消费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并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行为。 

  而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为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和扩大居民消费,需要着力改善消费环境、创造消费需求、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预期。由此可见,消费预期对扩大居民消费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4.5%,这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居民收入增长、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的体现。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江林指出,但在更深层次上,消费贡献率的提升是消费预期改善的结果。 

  江林表示,居民收入的增长、消费环境的改善等都会影响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从而影响消费意愿和消费行为。如果消费者对未来充满信心、持有乐观的消费预期,消费需求就会扩大;反之,消费需求和消费意愿就会降低。因此,消费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行为,进而决定着消费贡献率。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而扩大内需的重点和潜力在于消费。主要包括提高消费能力、稳定消费预期、增强消费意愿等,从而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其中,消费预期和消费意愿之间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相关关系。 

  消费意愿是指消费者愿意采取特定消费行为的几率高低或可能性。它反映了消费者对购买某特定产品或服务的欲望,是实际购买行为的一个重要预测因子,也是决定消费者产生消费行为的关键。 

  消费预期则是指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中,消费者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发展速度、价格变化、经济政策等直接影响和制约消费者消费行为、储蓄行为和其他行为因素的估计、推测和判断。它反映了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看法,包含了消费者对经济发展及市场变化的主观期待和愿望。 

  消费预期与消费意愿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江林认为,消费预期反映了消费者根据自身掌握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变量等信息,对未来变化及自身利益得失进行预测、估计、判断和臆想,并由此制约着消费者参与商品交换、投资等经济活动和消费行为。 

  基于消费预期的概念界定,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石文典对消费预期进行了维度划分,主要包括宏观经济形势预期、收入预期、政府经济政策预期、物价走势预期和突发事件预期这五个维度。其中,政府经济政策预期与宏观经济形势预期之间则有着很高的相关性和重叠性,对居民消费意愿的影响也是一致的。但由于宏观经济形势预期是消费预期的核心维度,因此在分析消费预期与消费意愿的关系中,可以将宏观经济形势预期作为政府经济政策预期的代理变量,即重点分析宏观经济形势预期、物价走势预期、收入预期和意外情况预期这四个维度对消费意愿的影响。 

  江林认为,消费预期的不同维度对居民消费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首先,宏观经济形势预期反映的是居民对当前就业、经济等一系列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由宏观经济形势对其生活产生影响的积极预期,它正向影响着居民的即期消费。具体而言,如果消费主体预期宏观经济形势相对稳定或者比较乐观,他们对消费的心理承受力将极大增强,从而有着更高的消费意愿;反之,对宏观经济走势的不良预期则会导致谨慎的消费行为以及较低的消费意愿。其次,人们的消费水平不仅取决于即期收入,还受到预期收入的影响。预期未来收入的增长速度和稳定性都会影响消费偏好的变化,如果人们预期未来收入将增加,其消费信心就会得到增强,从而增加即期消费;反之,居民则会厉行节约、抑制消费。由于收入预期反映的是人们对未来收入增加的积极期望和预测,因此收入预期正向影响着消费意愿。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不仅会考虑现实的价格因素,还会根据自己对未来价格变动的预期,做出消费决策。若预期未来物价水平上升,消费者会产生扩张性的消费倾向,增加即期消费;反之,预期未来物价将下降的消费者会期待价格继续下降,从而倾向于延迟消费,产生紧缩性的消费倾向,导致消费意愿的下降。由于物价走势预期反映了人们对未来商品价格上涨的预测和估计,它正向影响着居民消费意愿。最后,居民消费行为和消费决策还受到突发事件预期的影响。由于居民对未来突发事件的预期与其未来可能的支出和损失密切相关,为了有能力应对未来的损失或危机,消费者会采取保守的消费态度,控制或降低即期消费,因此突发事件预期对居民消费意愿有着负向影响作用。 

  王蕴表示,新时代消费发展的重点应该是提高质量而非强调单纯扩大消费规模。如何让人民群众更放心地消费、更舒心地消费、更便利地消费和更可持续地消费,应该都是提高消费发展质量的题中应有之义。 

    

  新时代消费预期:有效引导是关键 

  近日,全球绩效管理公司尼尔森数据显示,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比第一季度上升两个点,创2013年第四季度以来的历史新高,达112点。报告称,这一数据显示,在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趋于明显的环境下,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稳步上升。 

  尼尔森中国区总经理韦邵表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战略不断实施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都步入新阶段,国民经济呈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更加乐观,消费升级趋势更加明显,消费者信心指数不断攀升。 

  韦邵表示,随着居民个人经济状况的改善,消费行为及习惯已悄然改变,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正在向富裕型、发展型消费转变,消费升级正在持续发酵。未来,中国的消费升级仍会持续。从横向看,越来越多商品品类加入消费升级大军;从纵向看,除一线城市,更多三四线城市包括农村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空间仍然很大。可以预见,消费升级仍会持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王蕴认为,首先要引导公众全面认识“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涵义很广,体现出的是个人与社会的互动联系,物质产品的丰富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是一个基础,而在此之上则应更多强调精神、理念和价值观。作为消费者,未来关注的重点应更多体现在消费质量的提升上。 

  其次,要引导公众承担起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消费不应该是恣意妄为的,反对不合理消费、奢侈浪费型消费,提倡可持续性、包容性消费。 

  第三,从政府角度看,除了加大宣传外,加快制度建设更为重要。比如,加快绿色消费相关法律制度建设等。用制度约束来规范人们的消费行为,促进可持续消费。 

  周绍杰强调,消费预期也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对一般公众而言,主要分为四大块,即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以医疗为例,医疗体制改革,包括社会保障体制的安排,对稳定公众健康方面的支出预期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养老服务这块就显得薄弱,大家可能会感觉将来晚年生活成本会比较高。因此,关键在于政府和社会力量把这些有缺口的地方补上来,这样不确定性才会降低,相应的消费预期也才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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