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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

陈位志:后金融危机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刍议

作者:陈位志  时间:2013-12-25   浏览次数:0

  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到来之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许多新变化。为什么资本主义在面临严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还能长久地生存和发展下来?在了解时代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任务。

  一、金融危机突显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2007年以来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主要表现为次级贷款的严重拖欠。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损失严重的金融机构惜贷成风,致使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全面缩减。金融危机突显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几大新变化。

  第一,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

  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成为对抗停滞的重要法宝。金融化可以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向金融的转移。在美国,生产或实体经济领域的弱增长被金融业的迅猛发展所掩盖。在成熟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工业制造等实业部门难以维持高水平的利润率,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做出了新的回应,即扩大金融体系、推动债务经济的发展。现货与期货投机活动、复杂派生物的交易、投资公司的出现和发展、令人眼花缭乱的债务种类等等都是对同一种现象的反应。负债交易在制造债务的同时为投机者们带来了巨额利润。债务的增长如同毒瘾一样,为了得到相同的刺激效果,人们需要越来越多的毒品,而主体的身体状况却在恶化。在20世纪70年代,每新增1美元的债务就能使美国的GDP增加60美分,[1]而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这一数据下降到20美分。金融化通过在FIRE(finance金融,insurance保险和realestate房地产)部门创造就业岗位,将提高财产价格转变成新的需求,带来各种财富效应,以此来帮助经济走出停滞。但是,金融化并不能解决生产领域内的停滞问题,相反在某些方面使其进一步恶化。金融相对于实体经济的增长

  也意味着金融泡沫破裂危机的潜伏。中央银行在遏制金融体系崩溃方面的作用越有效,爆发更严重危机的潜在危险就越大。在垄断金融资本时代,经济停滞与经济金融化存在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意味着每一次出现金融问题,中央银行都被迫介入以挽救脆弱的金融体系,以免作为一个整体的金融上层建筑崩溃,以免容易滞胀的经济进一步被削弱。这就导致了金融体系长期地、逐渐地失去管制,也导致了政府权威人士对金融创新的积极鼓励。

  第二,金融资本的全球化。

  “全球化”这个术语是一个信号,它表明巨大的资本主义的地理重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地域扩张。全球化过程从殖民主义时代开始,在20世纪继续发展,直到当前的多国公司统治阶段,从把世界分成复杂的民族国家等级体系的意义上说,全球化过程是以帝国主义的方式进行的。阿明(SamirAmin)指出,当前金融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是“寡头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金融寡头垄断现已构成其总部,得到了来自政府力量和主要为其利益服务的所谓的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这一体系现在允许边缘国家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但继续主宰着对外汇交易、金融、技术、通讯、战略性自然资源以及军事力量的垄断权。新自由主义金融化时代与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联系紧密,它试图在不发达经济体系中制造出一种新的“金融结构”,从而形成新的金融依赖。新兴经济国家是大量美元的持有者,然而美国经济却在它们的控制范围之外并且继续决定一切,增强了新兴国家在带来剩余的对外出口、对外发售和容许幅度标准上对其的依赖。

  第三,垄断金融资本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资本积累陷于停滞,而且它越来越依赖投资性金融来维持其微乎其微的增长率。资本主义发展到现有阶段,其经济体系的特征体现为停滞性增长和金融化的“双重现实”。福斯特(JohnB.Foster)指出,“我认为这代表了两种可能性:(1)以‘全球债务萧条和债务紧缩’形式出现的金融和经济危机;(2)垄断金融资本时代经济停滞与经济金融化的共生关系的延伸。”[2]实际上,美国在过去的几年里依次经历了以上情况: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然后经济体系一如既往地借助金融化作为克服停滞的平常手段来努力纠正自己。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的变化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资本主义体制还未找到一种解决其推动力即资本积累问题的前进方式,资本停滞现象更趋恶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体制找到了复制自身的新方式,并且资本在这种停滞中通过金融资本的爆炸式增长获得了反常的兴盛。福斯特认为:“我暂且称这种体制的新混合阶段为‘垄断金融资本’……垄断资本的金融化代表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3]

  垄断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产物,停滞性增长和金融化及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是这一新阶段的主要特征。

  二、后危机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的时代难题

  在后危机时代,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完全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发展。资本主义在面临多次危机的情况下还能长久地生存和发展下来,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原初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工业化生产迅猛发展的时代,体力劳动是生产劳动的主要形式,产业资本之间的竞争占据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地位。信用作为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并未在全社会推广开来。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是简单而狭隘的,商品贸易是其主要形式。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研究主要指向的客体是实体经济。原初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一时代条件下的理论产物。理论研究对象的时代特征决定了理论的时代性。一般来说,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变化的,时代的变迁会使研究对象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也不能完全摆脱历史的局限。克服这些历史局限,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提出了直接挑战。资本积累通过在原有总资本存量的基础上追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来实现。资本积累作为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通过剩余价值转变为资本的方式进行的,剩余价值是积累的源泉,这在实体经济领域体现得十分明显。但是由于金融领域的产品并不是有形的物品,所以在金融业扩张的过程中,“钱生钱”的资本积累模式似乎是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否定。资本有机构成是决定资本积累规律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变量。原初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工业生产的技术革新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就是平均利润率的递减。但在资本积累过程金融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平均利润率的递减趋势并不是绝对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实业部门的创新刺激了新的消费需求的增长。即便工业制造等实业部门难以维持高水平的利润率,金融体系的扩大使得金融业的利润率居高不下,从而保持了整个经济体系较高的利润率水平。20世纪70年代

  金融业的利润只占到了美国国内利润总额的15%,但当前这一数据已经达到了40%。相反,制造业的利润虽然曾经占到了全国利润总额的一半,但现在却锐减至不足15%。[4]

  全球化也有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并使利润率保持稳定。20世纪60年代,美国从海外投资中获得的利润占商业利润总额的6%,70年代为11%,80年代和90年代约为15%到16%,2000年至2004年的平均值则达到了18%。[5]这些数据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利润率下降规律提出了挑战。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向外扩张的体系。但是马克思从未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在没有更多非资本主义领地可以进驻的情况下,一个充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否是可行的?原因在于马克思预期在达到这一空间极限之前资本主义已经被另一种体系取代了。因此他也并未试图回答充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能否存活的问题,更不用说回答国际扩张能否使其繁荣的问题。

  面对垄断资本金融化的新发展,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资本主义变化了吗?正是从时代条件出发,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原初马克思主义奠定了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但是也正是从时代条件出发的要求,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某一特定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都难免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列宁自己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也指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6]

  三、进一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要任务

  理论时代化的逻辑起点,是基于对当今世界新变化的基本认识和基本判断。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特征结合起来,使之能够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课题。[7]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是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发展,以增强其对时代问题的回应力和说服力。

  第一,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积累过程主要体现为增加现有资本商品的存量。在当代,增加金融资产的存量也成为资本积累的一种重要形式。1999年美国十大金融机构拥有全美金融业资产的10%,到了2008年该数据上升至60%。全球的情况亦是如此。2009年全球十大银行拥有全球银行资产的70%,而这一数据在2006年仅为59%。2009年第三季度美国利润增长额的80%归功于金融部门(只代表经济体系的四分之一),非金融公司部门的总价值在第三季度则有所下降,在第四季度依旧如此。[8]这表明金融业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增长点,成为对国民生产总值贡献率非常高的产业部门之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说明,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在社会财富的生产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商品的生产也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无形商品的生产,生产商品的劳动也越来越开始由物质生产劳动扩展到精神生产劳动。那么,是否可以用其他什么价值论来取代劳动价值论呢?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属于第三产业的劳动或劳动产品,在社会整个劳动和劳动产品中还是“微不足道”的,还是理论研究中可以暂时“忽略”的因素。在当代,我们需要把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界定往前推一步: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可以不对第三产业做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区分,它们的劳动只要是间接地从事产品生产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其中的“产品”包括物质产品和非物质产品。这是结合当前的现实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做的一种发展。至于“间接”到什么程度、“间接”到什么范围,是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和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水平相适应的。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9]

  第二,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与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

  资本主义长久以来未能解决的难题在于:资本积累的过程取决于工资的不断降低,而它最终却要依赖以工资为基础的消费来支持投资和经济增长。信用的扩大使得人们可以便捷地获得分期贷款、助学贷款、信用卡服务、家庭资产贷款或者其他种类的信用,这意味着低收入阶层收入约束的软化以及他们购买能力的增强,也意味着资本积累方式的金融化。人们可以通过借贷的方式来消费,平均消费倾向会保持稳定甚至有所上升。在当代,金融业的发展与非金融公司的利润实现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金融业的发展为利润的实现提供了积极的推动力,使得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失效。技术进步虽然使得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趋于提高,但债务经济、全球市场以及新的需求的滋生都刺激了利润率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并不是影响利润率高低的唯一因素。物质生产部门大大加强了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以及不变资本贬值的幅度和速度的加快,都使得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趋势出现了时间上的间断和强度上的减弱。

  理解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首先要消除一种错误认识,即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看作是一个随时间推移而不断下降的持续过程。这种理解既不符合利润率的实际动态,也把马克思的理论简单化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阐明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内在机制之后,曾用一章专门分析对利润率下降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并且强调“这个规律只是作为一种趋势发生作用;它的作用,只有在一定情况下,并且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才会清楚地显示出来。”[10]理论和历史都说明,促使利润率下降的力量始终与促使利润率上升的力量相互交织,因而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体现在利润率的波动之中。对于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既不应该理解为利润率的直线下降,也不应该理解为任何一个较后时期的利润率一定比前一个时期的利润率低。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体现为资本经营中经常存在的一种压力,这种压力会周期性地强化和突显,主要在经济周期的收缩阶段和经济长波的相对停滞时期表现出来。

  第三,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与马克思的剥削理论。

  垄断金融资本利用债务杠杆和类似泡沫的扩张,借助金融工具来获取高额投机利润。这并不是对社会生产能力的投资,而是旨在增加对财富的金融要求。这是一种假想型“复苏”,结果是把利润留给自己,把债务留给公众。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剥削体现为血汗工资制,体现为劳动付出与所得的极大差距,表现形式是非常直接的。而经济体系的金融化使得剥削形式更为隐蔽。债务负担是一种新型剥削形式。不平等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收入分配是消费和投资的一个决定因素,这是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回避的一种现象。工人家庭通过借债来维持其消费水平,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却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自1995年以来,美国中等收入水平家庭的借贷服务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提高了4个百分点,比其他收入集团要高出20%。最高收入水平的家庭债务负担是最低的,不及可支配收入的10%。这表明了家庭债务分布的阶级性。经济压力更多地是由低收入阶层、工人阶级家庭来承担的。激增的家庭债务负担为拖欠和破产打下了铺垫。[11]

  第四,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与新帝国主义。

  随着各个充满活力的资本积累中心在资本过度积累的强大态势面前在世界舞台上相互竞争,国际竞争正呈现出越来越猛烈的态势,金融危机蔓延至全球,并可能引发各个区域之间的地缘政治斗争。在经济手段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必然诉诸于武力和战争。从一定意义上讲,“恐怖主义”是帝国主义自己孵化出来的毒蛇。全球化进程导致了典型的帝国行为。空间中的垄断性竞争带来了非对称性交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是向国外扩展美国的金融力量,以及将其他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强加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美国将美国式的开放市场准入作为向贫穷国家进行国际援助的前提条件。作为接受援助的回报,这些国家必须采取与美国一致的制度安排,由此而被迫将自己置于垄断资本所拥有的超级力量的摆布之下。将最贫穷的国家拉入资本循环体系,使其成为剩余资本的“接收器”,很多国家都由此陷入了“债务陷阱”。那些接收国将不得不因资本贬值而付出代价,而那些债权国则会避免资本贬值的损害。于是,债权国所造成的金融危机的恶果在一定程度上由接收国承担。金融危机转化成了输出局部性和区域性资本贬值和资本耗损的行为。从地缘政治上讲,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没有殖民地,但是借助于金融资本的输出和扩张形成了没有殖民地的殖民主义,这是造成新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全球化是资本主义转移国内危机的一种做法,但其释放危机的外部空间日益缩小。一方面是由发展中国家的相对贫困所造成的需求相对减少,另一方面是全球生产能力的过剩,过度积累已经从一国扩展到全球。

  金融膨胀加深了垄断资本的停滞趋势,在国际上导致了新帝国主义。这种新帝国主义是已经存在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的趋势的延伸。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停滞蔓延的反应,并且利用了爆发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危机。为了从外围榨取更多的剩余,垄断金融资本需要侵入贫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在“掠食国家”的支持下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的积累策略,面对滞胀,在向金融部门提供更多的注入资金的时候,其目的首先是增加企业的利润。因此,新自由主义不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的复活,而是日益表现为全球规模的大资本、大政府和大金融的产物。国际范围内的竞争导致全球垄断资本的联合,从而使得资本更加高度集中,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从以产业资本为主导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到了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第五,金融资本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突出表现为生产能力的无限增长和社会有效消费需求有限增长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当代集中表现为以金融危机为形式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发生的导因仍然植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我们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依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当代资本主义尽管发生了诸多变化,《资本论》对当年资本主义生产的许多具体描述也已过时,但是,它所揭示的剩余价值生产的实质没有改变,在剩余价值生产基础上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也并没有改变。这些矛盾和规律依然支配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决定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格局和基本走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估计不足,但他们对这种生命力根源的分析却是异常深刻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2]

  金融资本的发展包含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它将沿着克服矛盾和危机并产生新的矛盾和危机的辩证过程前进。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13]考虑到根深蒂固的过度积累趋势,除了进一步金融化和全球化以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别无选择,而进一步金融化和全球化则意味着引发更严重的停滞和危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虽然尚未实现,但这种替代方案的理论依据却越来越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正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时代性,才有理论的时代化问题。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4]破解后危机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遭遇的时代难题,只有在时代发展变化的视域中来认识才有可能。

  注释:

  [1][2][8]JohnBellamyFoster.TheAgeofMonopoly-Fi-nanceCapital.MonthlyReview.Feb2010.

  [3][4]FredMagdoff.TheExplosionofDebtandSpecula-tion.MonthlyReview.Dec2006.

  [5]FredMagdoff.TheExplosionofDebtandSpeculation.MonthlyReview,Nov2006.162页

  [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7]程卫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人民日报》,2009年10月26日。

  [9][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85、382页。

  [10][1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554页。瑡JohnBellamyFoster.[11]TheHouseholdDebtBubble.MonthlyReview,May2006.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本文是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垄断金融资本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研究———以后危机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视角》(编号:12YJC71002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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