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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抗战的胜利改变了中国

作者:胡德坤  时间:2015-09-0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既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它既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几代人的梦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两岸中国人的“中国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启了新的征程。

  抗战为中华民族争取了复兴的机遇

  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自秦汉至清初,都走在世界前列,在长达近两千年的时间里,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综合国力最强的大国之一。自十五六世纪始,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历经数百年,取代了落后的封建制度,以先进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推动着欧美各国的飞速发展,国力由弱到强,不断地向全球进行侵略扩张。在人类历史变革的重要关头,中国由于封建制度的完备和统治的稳固造成的历史惯性,因循守旧,不思变革,未能跟上时代步伐而落伍。1840年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落后的清帝国在先进炮舰攻击下一败涂地,以此为开端,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处于西方列强的共同支配之下,社会停滞不前,经济落后,与西方列强的差距日渐扩大。

  中华民族要振兴,首要的前提是获得独立,获得主权,才能有生存权、发展权。此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林则徐到孙中山,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前仆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都失败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由于内外敌人太强大,其斗争也屡遭挫折。

  以中国为主要参战国之一的世界反法西斯大战,是一场正义与反动的生死搏斗。这场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既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也决定着中国的命运。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企图将中国变成其独霸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两种命运选择:或是屈膝投降沦为殖民地,或是奋起抵抗将亡国危险变成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机遇。当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共的努力下,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如火如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国民党内抗战派的局部抗战此起彼伏,推动着中国走向全面抗战。以“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实现了国共合作,形成了全国军民团结抗战的新局面,表明中华民族在这一关键时刻,把握住了百年一遇的历史机遇,率先在世界上开辟了反法西斯战场。

  在法西斯已成为世界性威胁的情势下,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为中国而战,也是为世界而战。中国的“七七”抗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国际上动员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正如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所指出的,中国抗战“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375页)对中国而言,将中国抗日战争融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格局之中,中国才得以逐渐与美英苏等世界大国结为联盟,并肩作战,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联手制华的格局,形成了中国同西方大国联手制日的新格局,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而为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在很少获得外援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同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八年之久,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和赞扬

  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相互配合,始终打击和牵制着日本陆军主力。据统计,1938年10月,日本陆军总兵力为34个师团,其中,32个师团部署在中国,日本本土仅剩1个师团,将94%的兵力投放在中国战场。([日]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3。日中战争2》,东京,青木书店,1972年,第120页)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其中,中国35个、东南亚10个,日本陆军近70%的兵力在中国战场作战,而用于太平洋战场的兵力不足20%。([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东京,原书房,1982年版,第194-195页)战争结束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陆军总兵力为83万余人,在中国战场的陆军总兵力近105万人(不含中国军队在缅甸抗击的日军),中国战场的日军人数远超过太平洋战场。([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006-1007页)数据表明,中国不仅是亚洲主战场,也是东方乃至世界的主战场之一。

  中国的持久抗战有力地制约了日本北进战略、南进战略的展开,有效地支援了美苏盟国在其他战场的作战。日本的北进战略是占领苏联远东地区,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中国的顽强抗击,日本不得不将陆军主力投入到中国战场,将用于对苏作战的兵力投入了对华作战,从而无法将北进政策提上日程。日本的南进战略主要对手是美英等国,目标是占领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为了夺取南进的基地,但直到德波战争爆发,日本还迟迟不能实施南进战略,根本原因是中国战场对日本的牵制。1940年五六月,德国击败英法联军,继而法国投降,英国岌岌可危,为日本提供了南进的“千载一遇”的良机。日本内阁决定将南进战略提上日程,但却迟迟不能付诸实施,最大的后顾之忧正是中国的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给予了美国强有力的支持。此时日本陆军主力深陷于中国战场,这就为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世界反法西斯大国中,中国在很少获得外援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同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八年之久,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和赞扬。1945年1月6日,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写道,“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人。”

  抗日战争奠定了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中国开始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地带

  众所周知,二战前的中国是一个由西方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弱国,在国际上毫无地位,任人宰割。例如,一战后,战败国德国放弃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应理所当然地交还给中国,而西方列强却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无理要求,中国也是战胜国,何以受此欺凌?中国的国际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的国际地位取决于其为这场战争所做出的贡献。中国是亚洲大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要战场,有力地支援了美苏盟国在各个战场的作战。中国战场的巨大贡献,获得了美英苏等国的认可。1942年1月1日,26获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成立。鉴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中国进入与美英苏共同领衔签字的四大国之列,其他国家则按英文字母顺序签字。可见,中国在那时就被盟国公认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开始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地带。

  此时,中国虽被盟国公认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但自近代以来,西方利用不平等条约让中国割地赔款,导致中国国土沦丧,主权受损,成为半殖民地国家。这些不平等条约像锁链一样紧紧捆住了中国,使中国在法理和事实上处于不平等地位。中国要在国际上取得平等地位,首先就要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中国的持久抗战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令美英等国感到再也不能以不平等条约来维系与中国的国家关系了。于是,中国利用这一形势,迫使美英在1943年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签订平等新约,相关国家也起而效之,一个世纪以来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终于崩溃,使中国从法理上获得了平等的国际地位。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 12月发表了《开罗宣言》,宣布战争目的在于制止和惩罚日本的侵略,三国决心并肩作战,把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三国决定在打败日本后,将被日本霸占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宣言得到了苏联的同意与认可,在国际上被称为太平洋宪章,为战后中国收复国土提供了庄严的国际法保障,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尚属首次,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讨论了有关建立未来国际组织问题,建议成立由美英苏中组成的四国机构负责联合国总机构的筹建,这一建议后被英苏认可。此后,中国与美英苏一起筹建联合国,并理所当然地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终于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到了中心地带。这不是别国的恩赐,而是对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巨大贡献的报偿。

  战时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大国,与美英苏一起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者

  战后国际秩序是反法西斯盟国在二战胜利的基础上构建的。中国是最早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也最先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就确立了“联络与国、结盟抗日”的外交方针,积极开展结盟外交。但除了苏联之外,美英等国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使中国得不到应有的国际援助。1939年,日本占领了中国南海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后,呈现出南进的态势,中国便及时地向英美法苏提出了合作抗日方案,但各国反应冷淡。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订立后,11月9日,蒋介石分别约见英美驻华大使,提交了中英美三国进行经济、军事合作的方案,又遭英美拒绝。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中国强烈要求与美英苏结成联盟,共同对法西斯同盟国作战,得到了美英苏的认同。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反侵略国家发表《联合国家声明》,反法西斯联盟终于正式成立。

  反法西斯联盟成立后,中国与美英苏一起参加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从1943年开罗会议开始,盟国首脑相继召开了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会议做出的一系列决定、签署的协议和发表的公告,构建了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框架,被称为“雅尔塔体系”。中国虽然只参加了盟国的部分会议,但盟国的许多决定、宣言或公告都与中国进行协商、署名后公示于世,表明了中国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联合国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与美英苏一起主导了联合国的筹划与成立。“七七”抗战开始后,中国对国际联盟不能制止日本侵略深感失望,迫切盼望成立新的国际组织取代国联。1944年8月17日至10月7日,美英苏中四国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胶园举行联合国筹备会议,会议通过了建立联合国的议案,确定了联合国建立的宗旨和原则,设立了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国际法庭等主要机构。1945年4月25日,应美英苏中四国邀请,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会议,制订了《联合国宪章》,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原则、权利、义务和主要机构的职权。6月26日,举行了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中美英苏等国代表分别签字,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也在宪章上签了字。同年10月24日,联合国宣布成立,中国正式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进步与发展,是保障战后世界安全、和平与发展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是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在联合国的创立中起了重要作用。1944到1947年,中国还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创建。

  由此可见,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之一,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主要创始国之一。战后国际秩序为战后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重要贡献是不容遗忘的。

  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道路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屡战屡败的屈辱史,为中国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创造了条件,尤其是战时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的成长壮大,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自鸦片战争以来,抗日战争是中国在反抗外来侵略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其关键因素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列,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坚定的实施者,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成为中国压倒一切的任务。但国民党政府不以民族利益为重,不仅实施不抵抗主义,而且以重兵“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与反对。此后,日本以东北为基地,以武力为后盾,向华北步步进逼,而国民党政府却是步步后退。1937年日本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采用速战速决战略,妄图一举灭亡全中国。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走上了联共抗日之路,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形成了中国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好局面,为中共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立即在东北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将东北的抗日武装整合为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开展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本关东军。“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挺进华北、华中、华南日军后方,按照持久战方针在日占区开辟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敌后抗日战场,并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中国抗日的主要战场。

  中共开创的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引起了美国等盟国的高度重视。罗斯福委派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在1943年就主张使用并装备中共军队,在华北牵制和打击日军。美国驻华使馆的一批外交官也积极推动美国直接与中共联系,提议派出美军观察团到延安,得到了罗斯福的同意。1944年7月23日,美国军事观察组到达陕甘宁边区,同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接触,亲眼目睹了解到中共与群众关系密切,军民一致,八路军士气高涨,解放区欣欣向荣,深感中共才是中国希望之所在,以致许多美国人都想亲眼看看延安,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1944年4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却一溃千里。对此,罗斯福多次电促蒋介石,强烈要求由史迪威指挥包括中共军队在内的全部中国军队进行抗击,以挽救败势,表明罗斯福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是十分器重的。到战争后期,尽管美国对中共政策发生了微妙变化,但仍支持中共代表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共在战时国际影响的扩大,尤其是受到盟国的重视和支持,极大地改善了国际国内的生存与发展环境。

  在上述国际国内的特殊环境下,中共在与日军的浴血奋战中迅速发展壮大,到抗战后期,已发展成为拥有121万党员的成熟的马列主义政党,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到拥有正规军127万人、民兵268万人,为战后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亚洲主战场,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国家,有力地支援了盟军在各个战场的作战。中国以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被公认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在联合国的创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构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终于从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了中心。战时中共革命力量的成长壮大,为战后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石。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抗日战争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作者为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

来源:北京日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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