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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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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1984

作者:  时间:2017-02-20

 

  2017年 2月19日,是邓小平同志逝世20周年纪念日。

  很多中国人在谈到邓小平的时候,都自然地称他为“小平同志”,这个习惯,表达了人们对他的喜爱和信赖,以及对他发自内心的感激。而作为中国人,一生中没遇到几个叫小平的人,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小平同志”给人的感觉是,从平民中走来,但具有金刚不坏之身的开路先锋。在三度大落大起之后,他以霹雳手段拨云见日,带领中国走到了正常的轨道上。

  今天,邓小平和那一代领导人所做出的选择,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乱打棍子乱扣帽子人人自危的癫狂的像梦魇一样的生活,断不会为大多数人所怀念和向往。尤其新一代年轻人对不断改革推动下的中国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这种理所当然感,已成为难以逆转的巨大的势能。

  如果小平同志还健在,相信他首先会欣慰于当今中国继任者们的坚守和坚持。

  198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80大寿。

  北戴河的夏天,凉爽宜人,公众海滩上游人如织。中直疗养院所在的西海滩上,却安静清幽。

  按照惯例,每年这一天,邓家都要举行生日家宴,不请外人。但这一次,适逢文革后恢复北戴河夏季办公制度的第一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在这里集体办公,又恰是邓小平的80华诞,因而贺客盈门,高朋满座。大家举杯,齐祝邓小平健康长寿。

  身穿白色短袖衬衫的邓小平满面春风,眼里闪烁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为感谢大家的盛情,他连饮数杯茅台,举座动容。

  邓小平有理由畅饮。他后来多次说,1984年他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开放14个沿海城市,一件是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这两件大事,前者已经尘埃落定,后者也只待签字仪式。

  但当时他应该还不知道,两个月后,十二届三中全会将正式把中国的经济体制确定为“商品经济”,并全面开启城市改革的大幕。而作为改革“总设计师”的他本人,也将迎来自己声望的高峰。

  南巡

  1984年1月24日下午三时许,深圳迎宾馆二楼会议室里,初春的阳光透过白色的纱帘照进室内,柔和温暖。邓小平点燃一支香烟,静静地听着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汇报工作。

  汇报完后,梁湘请求邓小平给大家讲话。邓小平掐灭烟头微笑着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讲的问题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因为问题太复杂了,对有些问题要研究研究。”

  由邓小平倡议而试办的特区,在中央决策层,分歧明显。

  1981年底,陈云在中央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明确指示:试办经济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加。1982年1月,他在中纪委报送的信访简报《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上批示“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致杀几个罪大恶极的”。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命令,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中心任务。

  打击沿海地区经济犯罪的活动,被提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成为一场不是运动的运动。甚至“新的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也被重新提起。邓力群所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搞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作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发。

  据相关领导回忆,在整个80年代,真正在经济领域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可以说是唯一一次。以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在政治思想领域。

  其间,宣布特区也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本已下放的一些权力被取消,特区如同名存实亡。

  这一点,中央直接负责特区工作的谷牧感受最深。他后来回忆道:本来应进入草木芳菲的阳春季节的经济特区,却很有点秋风萧瑟的味道,特别是1982年上半年。

  1982年初,谷牧负责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被撤销,他选了8个人,组建了“特区工作组”。第一次召集这8个人开会时,谷牧讲了一番交心话。他说,办特区的认识并不统一,议论很多,很敏感。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但是,我认为大概不会出现这样的前景。

  这期间,被人戏称“遇到绿灯抢着走,遇到黄灯快步走,遇到红灯绕着走”的改革大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一度被认为过于灵活而不适合在这个特殊的地方工作,应该换一个“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干部。后因胡耀邦等人的联手努力,且难以找到这颗合适的“钉子”,此议才作罢。

  打击行动持续了一年多。进入1983年后,又逢清除精神污染,特区气候依然沉闷。

  对陈云倡议的这次行动,一贯主张“两手抓”的邓小平一开始是支持的,他在中纪委的报告上批示“雷厉风行,抓住不放”,还说,“4月份不干别的,专干这件事”。但是,让旷日持久、上纲上线的打击影响到改革开放的大局,却是他绝不愿意看到的。

  《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认为,邓小平一直耐心地等待着有利的政治气候。现在,时机成熟了。

  1982 年和 1983 年,经济增长开始加快,农业连年丰收,食品供应充足,布匹不再凭票,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财政赤字消除。1984 年,广东的出口额超过 1000 亿元,比1978 年增长 238%。仅仅靠一个包产到户的政策,几年时间,就奇迹般地治愈了计划经济的多年顽症——短缺。到1984年,竟然发生了农民有粮卖不出去的问题。

  人心思改革。

  邓小平曾说,他的一大发明是“不争论”。其基本思路就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大胆地试,看结果。特区已经建立三年多了,他要眼见为实。

  1984年1月24日,就在到达特区的当天,下午4时50分,邓小平站在了罗湖国际商业大厦22层的顶楼天台,眺望着以“三五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魔术般生长起来的罗湖新城。

  时近黄昏,天台上寒风袭人。邓小平两次挥手挡开陪同人员递过来的大衣,一直伫立远眺。终于,他微笑着对梁湘说,都看清楚了。

  回京后,2月24日上午,在景山后街的家中,邓小平同胡耀邦等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一锤定音:“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谈话结束时,邓小平指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和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将谈话的内容向陈云汇报。

  “合作是主流,分歧是支流”

  多年后,曾经担任陈云秘书、后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朱佳木在其论文《改革开放初期的陈云与邓小平》中写道:“纵观改革开放初期陈云与邓小平的关系,彼此间的合作与相互补充是主流,是第一位的,差别与分歧是支流,是第二位的;而且,差别与分歧也不在于要不要改革开放,而在于如何改革开放。”

  打倒四人帮以来的头几年里,两位老人可谓互相支持,配合默契。

  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是陈云顶着政治压力,挺身而出,发言要求让三度被打倒的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1978年11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是陈云率先提出应当尽快平反重大冤假错案,改变了会议的原定议程,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邓小平也对陈云十分倚重。在他的建议下,1979年3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正式成立,陈云出任主任,李先念出任副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

  经历了文革后,党内相当多人都信服陈云的经济才能和发展思路。在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上,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就在书面发言中说:“二十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在经济工作中一贯坚持正确路线。现在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了,陈云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我党最有经验的经济统帅希望陈云同志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防止我们的经济再犯错误。”

  陈云出山后,立刻大刀阔斧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邓小平支持陈云,搁置了被称为“洋跃进”的800亿引进计划。

  由于1979、1980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由陈云主导,决定从1981年起,再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对经济进一步的调整。邓小平部分地放弃了自己的原有观点,再次对陈云投了信任票,同意把经济发展速度降下来,保四争五。

  对于这次调整,一位相关领导多年后称,虽然这跟他自己原来的国民经济“十年倍增”的设想不同,但调整是必要的,性质属于还账和与民休养,效果也是好的,为以后的改革打下了很好的经济基础。

  1980年底,华国锋淡出核心领导层,改革提速。也就是从这时起,邓陈二人在一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渐渐显现。

  陈云始终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他形象地称之为,搞活经济要有一个笼子,这个笼子就是国家计划。这就像鸟一样,捏在手里会死,但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笼子可大可小,本身也需要调整,但无论如何不能没有。仅仅在1982年底的一个月中,他就三次谈到“鸟笼经济”。而邓小平1979年就对外宾说过: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

  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陈云十分谨慎。他经常说,外国资本家追逐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超额利润。在他看来,列宁总结的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一直没有过时。而邓小平对于利用外资的态度,常常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1984年2月他在视察宝钢时说,中国借二三百亿美元的外汇不会有什么问题。

  两人在雇工问题上也有不同看法。经典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算法,即雇工7个人以下,算个体户;雇工8个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算剥削。因此陈云主张,对党员雇工要慎重。1984年2月,邓小平在谈话中称,先看两三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由于两位老人在这些问题上“谈不拢”,再加上邓小平耳背,整个1983年,他们共同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只有一次。而更多地,是分别找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人谈话。

  特区货币之争

  1984年3月14日上午,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姚依林和宋平来到中南海陈云住所,向他作汇报。

  如同朱佳木所说:“陈云在遇到同邓小平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往往表示赞成邓小平的意见,起码不再公开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一次也不例外,陈云表示同意。

  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扩大城市权限,给予外商投资者优惠。

  座谈会形成的《纪要》,授权谷牧负责“监督、检查执行情况,并协调、仲裁执行中可能出现的矛盾”。邓小平一再叮嘱他:搞好对外开放,关键是要用明白人,而不是糊涂人。

  《纪要》甚至表示,允许特区发行货币。可见在经济发展方面,邓小平的态度如海纳百川,鼓励创新,允许试错。

  座谈会后,4月25日,谷牧奉命去杭州,向正在那里休养的陈云汇报。

  陈云说,座谈会纪要他认真看了两遍,他同意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但对搞特区货币,他“考虑比较多”。他建议,货币发行权还是要集中到中央。如果各个特区都发货币,实际上就是两种货币并存。“而两种货币并存,人民币的‘腿’会越来越短,特区货币的‘腿’会越来越长。因为,‘优币驱逐劣币’,是货币的客观规律。”

  尽管如此,5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中,仍然写上了“发行特区货币”。

  为此,成立了特区货币研究小组。初步设计的币样,跟港币有些像,是红色的,上面的头像不是毛泽东,也不是工农兵,而是炎黄二帝。但后来,因多位专家均认为“多币多弊”,反对发行特区货币,此事不了了之。

  这件事,或许可以看作陈云对经济内行的一个例证。党内很多人都表示了对陈云人格的尊敬,称他正派、厚道。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曾讲述了这样一件事。1984年10月,他去中南海拜访陈云。陈云脸色苍白,看起来身体很弱,但一见他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双手握着他的手,很激动地说:“我向你检讨,我向你检讨!”(他任江苏省领导时,陈云曾批评过他搞“小化肥”和种双季稻)又说:“你比我聪敏!”他想,陈云如果能到资本主义世界走走、看看,可能有些看法会不一样。

  终其一生,陈云没有去过特区。不过,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陈云派秘书、后任国安部部长的许永跃去特区了解情况,还特意嘱咐说:“你去了之后,就说是我让你去的,你是代表我去的。”

  “清污”运动告一段落

  1984年开年后,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场政治运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逐渐淡化。因此,有“只搞了28天”(并非确数)之说。

  年初,胡乔木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发表,邓小平认为可以算作一个总结,运动可以告一段落。

  2月28日,邓小平在家中同薄一波谈话。薄一波说,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在国内外反应很好,邓小平很清醒地说,反应不一。他说,前一段清除精神污染是完全必要的;又说,现在这样就可以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长期的,在思想上反对精神污染也是长期的。

  3月18日,胡耀邦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他在会见中对客人说:反对精神污染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指我们的同志在宣传、广播和文艺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后来在宣传中走了样,出现了扩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现在我们已经不用这个提法了,而是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不久,邓小平将中央书记处一位书记找来家中谈话,请他转告胡耀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多加注意。邓小平还说,如果我直接找耀邦,似乎过于严重了。同你谈,你同耀邦比较熟,可以随时注意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耀邦是会重视的。

  邓小平大发脾气

  开放14个沿海城市大功告成之时,邓小平所关注的第二件大事——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却遇到了障碍。5月25日这天,邓小平发了很大的脾气。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始于1982年9月。邓小平为谈判明确设定了两年的期限,称到期达不成协议中国将单方面宣布决定。碰到邓小平开的“钢铁公司”,连撒切尔夫人这个铁娘子都当众栽了跟头。因此,压力之下,英方先是接受了中方的“主权问题不可谈判”前提,继而放弃了“以主权换治权”的要求。

  时进1984年,双方的谈判又卡在了两个问题上:“九七”后中国政府是否在香港驻军、过渡期是否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委员会。

  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有香港记者问前国防部长、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耿飚:“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耿飚未多加考虑就答道:“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立刻在头版头条作了报道。

  5月25日上午,大会闭幕,邓小平会见参加两会的港澳代表和委员。会见之前,经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汇报,邓小平才得知此事。

  会见时,五分钟的拍照时间过后,警卫人员按照惯例请红线外的记者退场。就在这时,邓小平突然说道:“你们香港记者留下来,我要讲几句话!”全场愕然。他说:“我要辟个谣。耿飚胡说八道!”随即声音提高了八度:“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第二天,英方谈判团的首席代表、英国驻中国大使伊文思,紧急约见了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首席代表周南。

  据周南回忆,那天伊文思紧张得说话都有点儿磕巴了。他说,听说昨天邓主任(邓当时兼任中顾委主任)的讲话引起了香港各界人士的巨大震动,英国政府也十分关切。周南说,我们已经谈了那么久,现在邓主任也发了脾气,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妥协的余地。

  “文王一怒安天下”,问题又一次迎刃而解。

  剩下的最后一个难题,就是在回归前的十三年过渡时期设立中英联合委员会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坚持的,但英方认为,这样势必造成两个权力中心,让香港政府成为“跛脚鸭”。双方一直协商未果。

  当时已经是7月,距邓小平设定的两年期限,只剩两个月了。

  桥牌大战

  7月的北戴河,领导人半天工作,半天休假。

  这年夏天,在北戴河进行了一场连续一周的桥牌大战。邓小平搭档聂卫平,对阵万里和北京友谊医院院长诸寿和,每天下午打,晚饭后接着打。

  邓小平喜欢打桥牌和游泳。他常说:我还能打牌,证明脑子还够用;还能游泳,证明体力还可以,所以还可以工作。

  在聂卫平看来,他的这位搭档叫牌偏冒,往往出人意料地打一个很大的约定,但最后证明大多数是可以打成的。他觉得他跟邓小平有一种缘分,他们都属龙,星座都是狮子座。在他眼里,狮子座的人都有一种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是能成就大事业的干才,但有时候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和优势。

  那次的桥牌大战是一边倒的。万里有时候冒叫,邓小平抓住他这个特点,动不动就用四川话叫“加番”(术语叫“加倍”)。几天下来,万里和队友几乎没有赢过。聂卫平心下不忍,故意放水,让对方大赢一局。邓小平很不高兴地说,小聂,你创世界纪录了,还宕了六个!

  一天下午,他们正在打牌,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副组长进来请示中英谈判之事。聂卫平等马上知趣地回避了。

  来者带来了中方谈判小组的建议:在设立中英联合委员会这个问题上,方式可以更灵活些。名字不叫委员会,改成小组;写清楚不干预香港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只解决涉及香港平稳过渡的有关问题;小组在1997年回归之后再存在两年,以给英国人一点面子。

  由于事关重大,7月27日,外交部长吴学谦和周南被召到北戴河汇报。邓小平稍微考虑了一下,说:可以!你们按照这个想法去争取实现突破。

  三天后,最后突破的消息传到了北戴河。当天,邓小平连夜坐专列回到北京,第二天上午,会见了来北京会谈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当着中外记者的面,心情很好的邓小平开了一句玩笑:“我刚从北戴河回来。你们看我晒得很黑,快成非洲人了。大臣阁下,你也辛苦了!”

  9月26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草签。离邓小平提出期限的日子,正好两年。

  10月的美国《时代》周刊评论道:中英谈判像是一场双方比赛胆量的战斗,而英国方面首先败退下来。

  开放才是硬道理

  10月1日9点左右,时任天安门警卫组长孙勇乘车来到北京景山后街,接邓小平去天安门。

  10点整,庆祝国庆35周年典礼开始。身着黑色中山装的邓小平走下天安门城楼,乘坐敞篷红旗检阅车,驶出天安门,沿东长安街,检阅了受阅部队。检阅完毕,邓小平返回天安门城楼,胡耀邦、李先念和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热烈鼓掌,他含笑举手致谢。

  后面的故事人尽皆知,阅兵之后举行的群众游行中,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自发打出横幅——“小平您好”。没有人会怀疑,此时的邓小平,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公众心目中,其地位和威望都如日中天。

  国庆过后,10月8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对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第七稿的电话意见:“文件看过了,写得很好,政治局会议我就不参加了。”

  《决定》中最重要的是一句话:“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有的政治智慧和划时代突破,都体现在这个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也许并不成立的等式里。

  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愉快地向客人介绍:“过几天我们就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

  如果仔细观察邓小平这一年的各种谈话,就会发现,他说来说去,无非是两句话。从年头说到年尾,不厌其烦。

  第一句是,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在本世纪末成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的小康社会,再用30到50年的时间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二句是,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这就要求我们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

  如果把计划经济比作鸟笼,这个鸟笼该有多大、怎样才合适,中国决策层中最懂经济的人算不出,用当时刚研制成功的“银河”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也算不出,但对经济问题是“外行”的邓小平,却用他特有的直击事物核心的思维方式,删繁就简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之关键:开放。只要打开鸟笼,鸟自己知道该如何飞。

  所以,因了邓小平和那些与他一起立于改革大潮潮头的人们,在中国现代化的日历上,1984年绝不是微不足道,而是极其重要。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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