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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平事件":改革开放12年后的又一次"批邓"?

作者:  时间:2017-05-24

  本文摘自《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凌志军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谁也没有想到,在1991年春天,从官方自己的媒体中传出一个新的声音——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热情、洪亮、与众不同的声音。这声音是以评论的方式连篇累牍抛出来的。在中国,这种情形一旦出现,就意味着发生了某些重要的事情,以致报刊的编辑认为有必要采取一种非常规的手段昭告世人,更何况这一次《解放日报》还煞费苦心地选择了发表评论的时间。2月15日,也即农历正月初一,人们都在喜气洋洋地过春节,第一篇就出来了。文章不长,却让人觉得处处大有深意。你这里刚刚若有所思,它却断了档,等你就要把它忘了,它又出来了。就这样,后面三篇文章用了65天才全部刊登出来,作者都是一个名字:皇甫平。他写道:“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这些话让今天的人读来可能会觉得空洞,但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会从中嗅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因为北京的报纸已有19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如前所述,媒体正在集中火力抨击那时的“右的错误”。现在,皇甫平却在怂恿人们“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还说1991年应该成为“改革年”。这些话充满了暗示:不要理会北京的那些意识形态纠纷,赶快干自己的。

  毫无疑问,这会令一些人不快,然而事情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皇甫平警告人们不要“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什么是“新的思想僵滞”呢?他说来说去,其实是在拐弯抹角地批评北京报纸上的那些东西:一讲市场经济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一说利用外资就以为不是自力更生了,甚至还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反改革之道而行之。“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记性稍好的人读到这里,不免吃一惊:他说的“有些同志”,不就包括宣传部的部长么?正是这位部长1990年2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把“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叫做“资本主义化的改革”。现在,这个皇甫平居然明目张胆地说,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还说这是“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

  写了这些,皇甫平仍然意犹未尽。他说要警惕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新的思想僵滞”。他不肯指名道姓,旁人只能猜测:是不是那些义愤填膺批判别人的人?是不是那些煞有介事地呼喊“你们要警惕”的人?也许还有这位部长?可是猜归猜,不能作数。北京媒体还在忍气吞声,没有回击。如果皇甫平就此作罢,就不会发生后来的那些事,不料此人不知见好就收,在下一篇评论中,终于说出了那句让不少人忍无可忍的话:

  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这就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

  “导火索”那一边连着北京。《当代思潮》怒火中烧,拍案而起,向上海方向发出第一轮反击。在4月20日这一期上,它发表文章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然后自己回答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作者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这样一来,皇甫平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对于很多洞悉中国政治的人来说,值得注意的还不是皇甫平说了什么话,而是皇甫平是个什么人。行家一望而知,这只是一个笔名,是取了“黄浦江评论”的谐音,但只有很少人才知道,这是一个三人小组——《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评论部的主任和上海市委的一个干部。至少有一个人,当时上海市市委书记朱镕基,心里明镜似的:这三人的背后还有人,那就是邓小平。他们文章中那些最富于新鲜感和挑战性的话,几乎都是邓小平说的。其实,只要你稍有政治经验,就算没有机会亲耳聆听邓的讲话,也能看出一点蹊跷:看看当日中国南北所有那些理论家和政治家,能够这样来谈论改革、谈论国家意识形态纠纷的人,除了邓小平,还有谁啊?

  事情肇始于邓小平在1991年旧历新年的上海之行。当日官方发布新闻、告诉老百姓“邓小平同志和上海人民一起过年”的时候,局面已经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邓小平南行上海,本来并无特别意义,只是一个完全个人的习惯,他喜欢在上海过春节。按照他在1989年11月退休时的想法,他已不想再过问政治局的事情。他对自己选择的“第三代”的确寄予希望和信任,就在几个星期以前,他还对他们说,他很满意一年半以来中央的工作。他的这些话乃是出自真诚,充满了善意和耐心,但是别人不能认为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是没有保留的。他显然对改革开放的局面不能满意。这一年半来,说到改革开放,整个舆论不是说些文不对题的胡话,就是说些无关痛痒的套话,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是改革开放的辩护人。他在1990年3月说:“现在特别要警惕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当党的高级领导人为了“抵御和平演变”殚精竭虑的时候,他却另有看法。“我的思想是,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他说,“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他已经80多岁,常常感叹老年人的思想容易僵化,有时候也觉得有些年轻人比他这个老人还要僵化:为什么他们总是给自己搞那么多的障碍?为什么他们总是怕这个怕那个?“不要怕冒一点风险。”他这样劝告他的继任者。1989年秋天他退休的时候,人家毕恭毕敬地让他讲话,他说自己“讲的话很多了,没有新的话要讲了”。可是一年来,他又说了那么多,却全都淹没在意识形态纷争的汪洋大海里,连个浪花也溅不起来。

  1991年阳历新年和阴历新年之间的某一天,他坐上火车到上海去了。列车在一片沉寂的大地奔驰时,他能够感觉到他说的话正被抛到后边——就像窗外万物都在飞速地向后面移动一样。这情形有些像在13年前。还记得那一次他采取的办法是“到处点火”,他在全国到处跑,在东北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杷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要不是京城之外的这一连串行动,他一个人批评“两个凡是”的话,也不会那么快地成了全党的声音。现在,他身在上海,觉得有必要重新做点什么。

  他从他居住的西郊宾馆走出来,经过一片绿草如茵的庭院,一条雪松掩映的小道,走上虹桥路。再向东走,看到市区面貌一派陈旧,不免感叹:“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然后继续向东,登上黄浦江东岸,心里越发沉重:“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随行的人谈起上海30年代的繁荣,说那时上海是“远东金融中心”,还有“货币自由兑换”等等。他凝神倾听,然后说:“今后也要这样搞。”但是他此行的目的显然并不仅仅在上海,他还看着北京呢。“改革开放还要讲,”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然后又说起他怀念的80年代:“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这话里似乎有个暗示,他现在还是在等,等着那些“想不通”的人觉悟过来。他怂恿上海人给全国带个头,“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还说“失败也不要紧”。这分明是在告诉上海人,不要被某种政治浪潮吓住。

  在北京人看来,上海可能是这个国家最具独立意识的城市之一。过去这些年里,北京人想要干什么,他们就偏不干什么,北京人不想干的事,他们反而会起劲地干。所以有人说,上海人和北京人总是坐在跷跷板的两端,此起彼伏。现在,上海人真的不想卷到北京的意识形态争斗中。“让他们去争论是非总结经验吧,我们来挣钱。”多年以后,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女孩子就是这样来区分北京人和上海人的。这是埋藏在这座城市1300万人民中的潜意识。在1991年的春天,他们情绪激昂,可一心只想在自己的城市里修马路,盖房子,在黄浦江上再建几座桥,让浦江东岸那片浩瀚的田野崛起一座新城。这同北京那种既吵吵闹闹又死气沉沉的气氛形成对照,也让身在其中的邓小平觉得精神又振奋起来。俄国人杰柳辛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兼有改革家和保守主义者的特点。既大胆又清醒。不怕被人指责”。英国人迈克尔?亚胡达说他“不停顿地跟上历史的步伐”。美国人卢西恩?帕依说他“不被任何激情干扰。像一个中国魔术师,态度谦逊,衣着简朴,与他的观众毫无区别。他那质朴的语言表明,当奇迹出现的时候,他和他的观众一样感到吃惊”。邓是有这些品质的。可是,如果有人以为这是他们的可乘之机,那可就错了。如果他的眼光不敏锐,胸襟不坦荡,看不出形势的要点所在,他是不可能身处今天这个位置的。这个春天,他就正好需要这种眼光和胸襟。“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他对一群上海人这样说,“会有不同意见。”

  他猜对了。

  那些思想僵化的人没有想到,已经退休的邓小平还要跑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煽风点火。皇甫平不肯说明,正是邓小平对一味纠缠姓“社”姓“资”不以为然。他在文章中间不断穿插邓的话,又不说出这是邓说的。这倒不是他别有用心,设套害人。拿了高级领导人的话来写社论,这在党报制度中极为常见。普通百姓可能不明所以,北京那些政治成熟眼光老辣的人,总不会天真到认为这只是《解放日报》一个言论作者的意见。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京城“理论家”很快便知晓上海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他们来说,一个退休老人已经不再具有足够的威慑力。从心情上说,他们好不容易抓住了发动攻击的目标,以为定能马到成功,岂肯善罢甘休?

  报刊上说得最多的话题大约就是姓“社”姓“资”。在《当代思潮》之后,《高校理论战线》也加入进来,它说,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重要的是非问题,已经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接着便张弓搭箭,对准皇甫平一通乱射:“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真理的追求》则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又说“凡是反对问姓‘社’姓‘资’的人,都是想当奴隶并且也叫中国人都去当奴隶”。还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这些话够厉害的,真是雷霆万钧。不过,直到这时候,人们并不害怕,因为这两个刊物虽以理论见长,但在京城理论圈和新闻圈中,并无地位。大报记者们说起它们,有如城里的大家闺秀谈论乡下的“柴火妞”。可是接下来的情形就不同了,新闻圈中的一些名门望族也加入进来。

  《求是》有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和皇甫平针锋相对的:《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没过几天,《光明日报》把它一字不删全文转载。随之而来的消息说,这文章是由宣传部的高级官员策划出来的。当真如此,可就不是“柴火妞”,而是“大老爷”了。《当代思潮》虽然算不上京城媒体的名门,发行数量也很少,但是它这一次却很为自己的“领头”地位得意。它在4月份说了那么一番话,马上就有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跟上来,焉能不再接再厉?它接着教训皇甫平,不应该一听到群众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这样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长此以往,当群众不敢、不顾和不想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我们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在这样的场面之中,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觉得实在应该有所作为。其实他上任20多个月来,一直是有所作为的。比如这家党中央机关报努力张扬一个新的观点:中国人在可以预见的来来有着“双重任务”,这就是“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拐弯抹角,暗度陈仓,把“反和平演变”的话题由共产党内推向全中国了。但是读者经过那么多年的政治风浪,全都不是傻瓜,就连最迟钝的人也看出其中奥妙,不免疑惑: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是就此成了“两个中心”?可是报纸上还有更叫人害怕的话呢:“在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把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下去,进行到底。”这不就是“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么?怎么十多年前已经名誉扫地的东西,现在又卷土重来了?

  这一连串问题还没有答案,又有了新的问题。管宣传的部长发表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日报社社长锦上添花,把这标题做成通栏大字横贯一版,异常鲜明。部长说了千言万语,其实只想回答一个问题:今日中国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在普通读者看来,这真是一鸣惊人。“文化大革命”过去这么多年了,中国人已经不再习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观察左右,只顾着脱贫致富了,哪里会想到他们的富裕居然有可能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再往下看,就不禁更加紧张。这位部长郑重地告诉读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正是中国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

  那时革命理论还拥有左右人心的力量。党中央机关报在社长领导下每天都有诸如此类的声音,搞得全国人民都瞪着眼睛左顾右盼,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们,全都吓得够戗。那两年全中国的个体户一下子少了300万家,私营企业也有大约一半关了门。老板纷纷卷款而走,工人被扫地出门,一下子全都没了工作。这倒遂了一些人的心愿,按照他们的理想,宁愿没有事干,也不能被资本家剥削,“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好在失业者十之八九原本是农民,本来就不在政府的失业统计范围里,有些人家里还有几亩地,于是又回到土地上,有些人仍然盘桓在城市的大街上。说是“有些人”,其实有几百万,全都无所事事的。应当说,出现此种局面,和那位社长在《人民日报》的“作为”不无关联。

  就这样,上海那一边,皇甫平说了几句话,北京这一边,就有那么多人说了整整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回想起来,这是很离奇的。这些人不是如此愤怒,就是如此悲壮,话说得那么凶,可是引起这场风波的那些话却是很温和的,归根结底,无非是想让中国更快地好起来而已,即使拿当时的眼光来看,也不过是套用了邓小平“白猫黑猫”的理论,实在找不出要“演变”到什么“方向”的意思来。倒是事情本身的结局出人意料,既有喜剧效果又有悲剧色彩:皇甫平的领军人物周瑞金成了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而那位社长却黯然离职,像他鄙夷的两位前任一样,回家待着去了。

  按照70年来所有政治运动的逻辑,理论批判一定要辅之以组织系统的清理。党的宣传机构义不容辞地负起责任,追究皇甫平的评论为何人主使。这在党的组织为一贯做法,“文化大革命”时是“揪出幕后黑手”,后来叫做“来头”和“背景”,所以并不奇怪。可是,当他们得悉事情牵涉到邓小平时,依然认定《解放日报》犯了错误,就不免让人疑惑。

  他们的逻辑是:邓小平的谈话应当通过党的组织系统逐级上呈或者下达,而不应由一家下级党委机关报做主。就制度本身来说,这一指责并非没有根据。对于事实真相的控制和信息发布的垄断,乃是统一国家意志所必行的环节,如果听任大家自行其是,擅自主张,难免造成嫌隙。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区别是非,而是组织的完整和严密。但是这样的逻辑并不能说服所有人,比如《人民日报》的一个编辑就在当时反唇相讥:“那么多人发表了那么多的批评邓小平的言论,莫非都是经由党的组织系统逐级传达?”诸如此类的情节由小道上传播开的时候,没有人还会相信北京的矛头仅仅是冲着“皇甫平”的。“这实际是在批邓,”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说出了当时很多人的想法,“这次‘批邓’不是出现在毛泽东的晚年,而是出现在改革十二年之后”。

  邓小平尽管抱定不再过问政治的宗旨,很想置身事外,现在却也不能不听听这些声音。他后来说,有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吓唬人,显然就是在说这类事情。但是,他这一辈子什么阵势没有见过?

  当年毛泽东的“大帽子”也没把他吓唬住,比较起来,眼前这些“大帽子”实在只是“小巫”。在他眼里,中国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和平演变”,而是经济搞不上去;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自己的事情办不好。苏联和东欧的确发生了相当严重的问题,人民不满,反对派群起,执政党也摇摇欲坠。那些人认定这是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结里。

  可是,在邓小平眼里,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想到这些问题,邓就觉得再也不能沉默。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他的不满。“4%、5%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这叫滑坡了。”

  他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4%、5%,甚至2%、3%,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看到那些人被苏联的动荡搞得万分紧张,他冷静地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基辛格在1989年11月邓刚刚退休的时候曾经预言,中国还需要他发挥作用。这话可真是洞穿了中国政坛。只是基辛格没有想到,当邓试图发挥作用的时候,北京的媒体居然不买账。

  不管是一场误会,还是蓄意为之,舆论已是“一边倒”的局面。对于身陷困境的皇甫平,全国几百家电台电视台、几千家报纸期刊、几十万个记者编辑和党的宣传官员,大都置身事外,既不施以援手,也不落井下石,只作壁上观。只有一家很小的期刊和两个无名之辈,在公开场合表示了对“皇甫平”的支持。

  一个是《半月谈》的副主编于有海,他在一篇文章里重复了皇甫平的话。另外一个是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他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这样写道:“改革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稳定应当是动态的。火车高速前进,乘客并不感到不稳定。自行车的轮子一停止转动,它就失去了稳定。”这文章发表在《半月谈》杂志上,这等于是含蓄地指出,用“稳定”压制了改革。在当日京城的舆论大潮里,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两朵浪花,所以立即遭到宣传部两位部长的严厉批评。直到多年以后,杨继绳还对当日情形记忆犹新:“他们说只讲改革,不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怎能保持稳定?”

  至于那个《半月谈》的副主编,居然擅自发表文章响应“皇甫平”的“异端邪说”,所以两位部长的批评“更为严厉”。这些批评在新华社内外层层传达,显然是在依靠“组织系统”特有的威严和效率,向大多数人发出警示。但同样明显的是,党的宣传官员力主舆论一律,以为这样就可以维护党的形象,实则这种办法从来不能真正地赢得人心,反而会失去人们的尊重和信任。“我接到了十几个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的电话,”杨继绳这样叙述他遭到批评之后那两天的情形,“有的人还到我的办公室表示慰问。”

  但这种感情和信念的交流都是在只有天知地知的时候才能发生,一旦有第三者近在咫尺,他所感受到的依然是冷漠。服从与反抗,统一意志与心怀异端,既不能容忍又相互默认,公开场合的明哲保身并不妨碍私下的善恶分明、表里不一、彼此心照,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特有现象,生生不息地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地方上的党的领导们纷纷指令其在上海的办事处打探消息,收集皇甫平的文章,却没有一个敢去寻找皇甫平本人,那时候要求见皇甫平的人都是外国记者。“我绝对没有料到,”周瑞金后来说,“几篇署名评论会招致如此火力猛烈的‘大批判’。”他想要反击,江泽民离开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却要求他“淡化处理”。这样一来,周就只好沉默。至于普通百姓,都在一旁观望,王晓波就是从这时开始,把老百姓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在沉默中,只有一句话被人说得最多:“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听话听音,半是潇洒,半是苍凉,还有几分大彻大悟后的冷静从容。但至少有一个消息让人们听了兴奋,觉得看到了一场大戏的最富有想象力的部分:朱镕基,也就是皇甫平的那个上司,进了中南海。

来源:人民网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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