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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礼成 颜卫青:珠三角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认知问题与对策建议

——基于1725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作者:翁礼成 颜卫青  时间:2013-06-26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之地的珠三角,30多年来,与经济快速发展相伴随的,是一大批非珠三角本地户籍人口(下称非户籍人口)高度聚集于此,在促进珠三角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也引发了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籍贯人口之间的交流与交锋、交融与碰撞等诸多问题,给珠三角社会管理带来新的难题和挑战。

  为了解珠三角户籍人口(本文特指公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已在珠三角九市户籍管理机关登记了常住户口的人。)与非户籍人口(本文特指公民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没有在珠三角九市户籍管理机关登记常住户口的人。)在自我身份、公平程度、群体差异、群体冲突和协调主体作用等方面的认知差异,探讨蕴含在这些认知差异背后的深层次问题,笔者从2012年1月至2012年6月,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分别对珠三角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展开调查。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2068份,其中有效问卷1725份,户籍人口有效问卷1060份,非户籍人口有效问卷665份。通过对有效问卷的分析,形成以下调查报告。

  一、认知差异及存在问题分析

  1. 自我身份认知与问题

  调查显示,(1)两类群体自我认知差异明显,为两类群体之间的融合带来障碍。在回答“您是属于哪类群体”的问题时,户籍人口选择“强势群体”、“弱势群体”分别占25.38%、74.62%,选择“高收入群体”、“中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分别占19.01%、52.34%、28.64%。非户籍人口选择“强势群体”、“弱势群体”分别占15.04%、84.96%,选择“高收入群体”、“中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分别占11.15%、41.49%、47.36%。数据对比表明,非户籍人口选择“强势群体”比户籍人口低10.24%,选择“弱势群体”高10.34%;选择“高收入群体”低8.86%,选择“低收入群体”高18.72%。由此可见,两类群体关于自我认知差异比较明显。这种认知差异,通过户籍制度进一步固化,为两类群体之间的交流、交融带来心理障碍。(2)绝大多数非户籍人口自我评价偏低,为他们难以安心在珠三角就业埋下伏笔。数据显示,户籍人口对自身收入认知基本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橄榄形状态,这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然而,超过八成的非户籍人口自认“弱势群体”,近九成自我认同“中收入群体”或“低收入群体”;偏低的自我评价,反映了低收入群体仍在非户籍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现实,是收入预期与现实之间巨大落差的心理反映。这种心理落差,容易使他们产生忧虑、不安、自卑、叛逆等复杂心态,进而萌生了被剥夺感,甚至反社会心理。特别是,随着珠三角房价及其它生活成本的大幅度攀升,非户籍人口的生活压力普遍倍增。这又驱使其中一部人游离于城市边缘,给珠三角社会管理带来不能忽视的隐患。(3)两类群体存在主观认同向下倾斜现象,给社会运行增添不稳定因素。必须指出,两类群体关于“低收入群体”的自我认知,并非以珠三角各市规定的最低月收入标准为依据的。数据表明,户籍人口选择低于所在市规定的最低月收入(截止2012年1月,珠三角最低工资标准为:深圳1320元,广州1300元,珠海、佛山、东莞、中山1100元,惠州、江门950元,肇庆850元。)标准的仅有53人,占5.21%。这就是说,28.64%自认“低收入群体”的户籍人口,并非完全属于所在市规定的“低收入群体”,其中的23.43%存在主观认同向“低收入群体”偏移的现象。同理,在47.36%自认“低收入群体”的非户籍人口中,有高达42.68%属于向下偏移。进一步分析发现,非户籍人口主观认同向下偏移更加明显,给社会安全运行增添不稳定因素。正如李培林指出:“对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可能并不来源于客观阶级所划定的社会底层,而来源于那些在客观阶级的阶层中地位并不低,但相对剥夺感较强,在与参照群体比较中将自己认同在社会低层的那些人群。”

  2. 公平程度认知与问题

  调查显示,两类群体关于劳动就业、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平程度等方面的认知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劳动就业方面,在回答“对工资与奖金”、“工作环境”、“工作时间”和“晋职”满意程度问题上,户籍人口“满意”率(包括“非常满意”和“基本满意”)分别为70.65%、82.72%、76.91%、52.72%,而非户籍人口“满意”率分别为53.65%、71.17%、66.36%、38.2%。非户籍人口比户籍人口满意率分别低17.02%、11.55%,10.55%、14.52%。这种认知差异,与非户籍人口在劳动过程中,存在劳动薪酬偏低、劳动时间偏长、劳动强度偏大等现实相联系的。进一步调查表明,户籍人口对“发展机会”、“收入分配”、“工作与就业”公平程度的评价,觉得公平(包括“非常公平”和“基本公平”)的分别占82.52%、75.45%、73.44%;而非户籍人口公平感明显落后于前者,分别占67.12%、63.16%、60.54%。两组数据分别相差15.4%、12.29%、12.90%。可见,非户籍人口在上述选项认知上,公平感缺失更为明显。

  在义务教育方面,在回答您对“义务教育”公平程度的评价问题上,户籍人口选择“非常公平”和“基本公平”的,共占59.81%;选择“不公平”和“非常不公平”的,共占34.5%。而非户籍人口选择“非常公平”和“基本公平”的,共占39.52%;选择“不公平”和“非常不公平”的,共占54.6%。数据显示,超过三成的户籍人口认为义务教育不公平,而持此看法的非户籍人口超过五成。显然,义务教育关乎两类群体的未来和希望。两类群体对教育公平认知不高、认知差距明显,进一步凸现教育这一民生工程在珠三角仍存在薄弱环节的现实,折射出教育资源在户籍与非户籍人口之间分配不公的问题,充分反映了非户籍人口期待珠三角解决他们子女公平入学的强烈希望。

  在社会保障方面,在回答对“社会保障”满意程度的问题上,分别有68.36%户籍人口、47.89%非户籍人口选择“非常满意”和“基本满意”,两者相差20.47%。在评价“公共医疗”公平程度上,58.39%户籍人口、41.33%非户籍人口选择“非常公平”和“基本公平”,两者相差17.09%。在评价“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公平程度上,58.66%户籍人口、40.06%非户籍人口选择“非常公平”和“基本公平”,两者相差18.6%。显而易见,户籍人口中对社会保障满意程度低于七成、非户籍人口低于五成的数据,突显出珠三角社会保障与人民日益增长保障需要之间尚存较大差距;而两类群体关于“公共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公平程度,以及“社会保障”满意程度的认知差异,反映了依附在户籍之上的社会保障在两类群体分配差异的现实,表明了非户籍人口要求平等同享社会保障的强烈愿望。

  概括地说,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分别在劳动就业、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三个方面公平程度的认知差异非常明显,不利于两个群体之间的交流和情感的沟通,给构建包括两个群体和谐相处在内的和谐社会带来隐患。必须指出,我们不能因两个群体的绝大多数人认为社会公平就沾沾自喜,放弃推进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必须高度关注表达“不满意”和“不公平”,特别是表达“非常不满意”和“非常不公平”的群众。因为社会和谐稳定与否,不仅取决于多数成员的社会认知,还取决于少数成员的社会观感。如果社会忽视少数弱势群体,对他们没有施以及时的权利救济和心理辅导,他们就会不断积累不满情绪,并从对现实不满转向对社会不满,最终就会产生对社会的报复心理,给社会安全运行带来难以估量的冲击。

  3. 群体冲突认知与问题

  数据显示,在回答“您觉得外来人员对30年来珠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的问题时,92.01%的户籍人口、94.21%的非户籍人口选择“贡献很大”或“有所贡献”。两组数据相差不多。这说明,不管是户籍人口还是非户籍人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充分肯定非户籍人口为珠三角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在回答“您觉得珠江三角洲地区本籍群众对外来人员来就业的欢迎程度”的问题时,80.53%的户籍人口持“非常欢迎”和“基本欢迎”态度,77.61%的非户籍人口认为“非常欢迎”和“基本欢迎”。两组数据也相差不大。这说明极大多数户籍人口对非户籍人口来粤工作持包容态度,而这种包容态度,也获得大多数非户籍人口的肯定。在回答“您觉得珠江三角洲地区本籍群众对外来人员来居住的欢迎程度”的问题时,66.32%的户籍人口选择“非常欢迎”或“基本欢迎”,而选择这两项的非户籍人口占59.94%。这表明,六成多户籍人口对非户籍人口来粤居住持包容态度,这种包容态度,也得到近六成非户籍人口的肯定。由此可见,两类群体彼此间的敌视或冲突意识并不强烈。可以预见,他们之间直接暴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低。然而,由于极少数户籍人口否认外来人员对珠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并对外来人员来珠三角就业、居住持“非常不欢迎”态度,因此,不能完全排除两类群体之间发生局部冲突的可能。进一步调查显示,在回答“您认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哪两类群体之间最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的问题时,户籍人口从高往低依次选择“雇主与雇员”、“穷人与富人”、“干部与群众”、“本地人与外地人”、“高学历者与低学历者”、“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而非户籍人口依次选择“雇主与雇员”、“穷人与富人”、“本地人与外地人”、“干部与群众”、“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高学历者与低学历者”。由此可见,“雇主与雇员”、“穷人与富人”、“干部与群众”、“本地人与外地人”等之间容易发生冲突,成为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的共识;其中,“雇主与雇员”、“穷人与富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最高。

  4. 协调主体作用认知与问题

  在回答“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间哪方面差异最大”的问题时,选择“社会地位差异”、“居住条件差异”的户籍人口分别占36.95%、33.76%,选择“居住条件差异”、“社会地位差异”的非户籍人口分别占40.52%、31.60%。这表明,户籍人口最关注自身社会地位的提升,其次是居住条件的改善;而非户籍人口则首先关注自身居住条件的改善,其次才是社会地位的提升。进一步调查显示,在回答“当产生矛盾或冲突时,您觉得首先要找哪个协调主体”的问题时,户籍人口从高往低依次选择“中层管理人员”、“企业工会”、“企业‘一把手’”、“政府”、“新闻媒体”、“其他”、“非政府组织”,分别占35.89%、21.06%、19.73%、13.39%、7.06%、2.66%、0.20%。而非户籍人口从高往低依次选择“中层管理人员”、“企业‘一把手’”、“企业工会”、“政府”、“新闻媒体”、“其他”、“非政府组织”,分别占35.03%、23.19%、16.61%、13.32%、9.21%、2.14%、0.49%。这表明,极大多数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都较为理性,均主观希望通过合情合理合法途径来化解矛盾或冲突的。在回答“您觉得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下列协调主体在协调矛盾作用”的问题时,超过六成的户籍人口肯定“企业工会”、“中层管理人员”、“企业‘一把手’”和“政府”的作用,超过五成的非户籍人口肯定上述协调主体的作用。这说明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逐渐走向理智与成熟,为珠三角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进一步发挥对全国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先行示范作用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软实力。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9.72%的户籍人口、11.7%的非户籍人口在回答问题时,选择“新闻媒体”或“其他”。而所谓的“其他”,主要包括亲友、老乡等,这就为单一事件演化为群体性事件埋下了伏笔。特别是,分别有20.70%、20.02%、19.73%、20.84%的户籍人口认为“企业工会”、“中层管理人员”、“企业‘一把手’”和“政府”在协调矛盾方面“没作用”,分别有25.77%、26.82%、24.49%、22.91%的非户籍人口持同样的看法。这反映出一些冲突不仅得不到及时解决、还存在进一步激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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