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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峻:全面深化改革的湖南视角

作者:杨峻  时间:2015-07-17

  改革是发展的根和魂,改革特别是制度的变革,是经济增长新引擎,是促进发展成本最低、动力最足、效果最持久的方式。作为中部地区的湖南,能否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部一带”(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战略地位,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发赶超,复兴近现代的湖湘文化荣光,取决于能否在新一轮千帆竞发的改革大势中勇立潮头、一马当先,取决于改革的力度、广度、深度,取决于能否形成“天时、地利、人和”的改革开放大环境,取决于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不是真正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争当改革促进派、改革实干派、改革创新派。 

     一、解放思想的关键在于解放人 

   “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变革,都跟湖南有着渊源关系”。自曾左到清末民初,湖南一度开风气之先,造就了一批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人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据过极其重要的位置。但是,在经济建设成为中心、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今天,以程朱理学为内核的湖湘文化过分强调重官轻商、重名轻利、不善合作的价值取向,显得思维僵硬、动力不足。 

    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事业。地处内陆、位居中部的湖南,要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不输在起跑线上,前提是打开解放思想这个改革开放的源动力和总阀门,关键是需要一批思想解放、改革创新的人才。 

  进一步开展解放思想的活动。改革的程度决定发展的高度。对湖南来说,能否实现“小康梦”、“两型梦”、“崛起梦”,复兴近现代湖湘文化的荣光,这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是最好的机遇,也是“最后的机遇”。要通过组织解放思想大讨论、搭建国内外具有影响的改革开放论坛等活动,引导干部群众树立“错过一次机会,就会错过一个时代”的机遇意识,树立“地处内陆,不能为内陆意识所缚;位居中部,不能甘居中游”的开放意识,树立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担当意识。 

    全面增强市场经济观念。建立“重官主义”向“重商主义”,个人主义向合作思想转变的新观念、新思维。破除以官为生、以官为荣的“官本位”思想,鼓励“人才创业”、“官员下海”,通过多种形式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树立开拓创新、开明包容、互利共赢的现代观念,扫清固步自封、狭隘守旧、地方主义的“思想障碍”,增强接触外部事物的气量、接收外部经验的度量、接纳外部人才的容量。 

    形成改革创新的制度文化。在全球一体化条件下,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发展的快慢,已由要素的集聚,变为制度的竞争。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资源配置,加大以电视、出版、动漫、创意为代表的湖南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着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促进改革创新,通过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社会活力的“加法”。加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拘一格降人才,建立和畅通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机制,形成人尽其才、人才涌流、人才兴业的大好局面。 

    增强改革创新的机制保障。完善和统筹医疗、工伤、生育、失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救助体制机制,鼓励全民创业、创新、创造。通过设立改革创新奖等具体措施,保障改革创新,宽容失败,鼓励地方破除“唯条件论”,大胆试点、先行先试,不断探索加快发展的新措施、新办法,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突破、新跨越。 

    二、“双轮齐驱”构筑中部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改革与开放是中国发展崛起的双引擎。一是对内改革,即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改革,一是对外开放,即全球化对中国由外及里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设立上海自贸区,通过“再开放”倒逼改革。 

    黑格尔说,历史就是回头看。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证明,越是改革力度大、开放程度高的地区,越是经济社会率先发展、跨越进步的地区。我省与发达地区比较,差距在改革开放,出路也在改革开放。 

    外贸总值是检验一个地区开放程度和开放水平的重要标尺。2013年湖南实际利用外资8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保持中部第一位;外贸总量251.6亿美元,在中部六省中倒数第二,几个经济大省,广东外贸总量突破1万亿美元,江苏5508亿美元,浙江3355亿美元,山东2671亿美元。 

    优化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布局。以“一核两极”带动全省,即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核,以湘南衡阳、郴州、永州融入沿海开放经济带,湘北岳阳、常德融入长江开放经济带为南北两极,实现交通、产业全方位、高标准、无缝隙对接。大力打造、提质升级综合保税区、国家级园区、“无水港”、市场群、物流园、会展、“飞地”、标准厂房等重要载体和平台,实现“企业集中、资本集聚、产业集群、土地集约”。深入推进口岸大通关、区域通关一体化,促进贸易便利化。加强与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泛珠三角区域联动,深度参与区域竞争与合作,实现共生发展、共生崛起。 

    放大“一部一带”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高速公路在通车里程突破5000公里的基础上,重点打通断头路,加密长株潭城市群、重要出省通道,形成大联网、大循环;高铁在京广、沪昆高铁在长沙交会的基础上,推动渝长厦高铁建设,利用社会资本新建邵永郴等城际铁路;航空争取将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作为中西部地区复合型枢纽机场建设;水运以洞庭湖为中心,建设岳阳港、长株潭港口群、衡阳港等国家内河主要港口。 

    从政策洼地到环境高地。主动对接和复制上海自贸区经验,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建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和企业准入负面清单,发布企业投资核准办法、外商投资核准备案办法,对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优化政务、司法、人文、生活环境,进一步完善外资、外贸、外商服务管理体制,推动思想观念、城市功能、知识素养、企业管理、资本经营等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国际化,引进优质跨国企业、外资银行、总领事馆以及高层次、复合型、国际化人才。积极对接、引进央企集团和区域总部。中国工商联发布“2013中国民企500强”,浙江共有139家企业进入500强,连续第15年在上榜企业数上居全国首位,民营企业已成为浙江经济名符其实的“发动机”。应学习借鉴浙江经验,鼓励、引导、提升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着力形成民营经济的市场主体效应,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市场基础作用。加快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和管理市场化改革,勇于吃螃蟹,敢于做先锋,在国有资本持有比重、高管人员的市场化选聘等力求突破。 

    三、以大“湘江新区”引领区域发展大突破 

    郡县治,天下安。从发达国家的进程看,在城市化30%~70%的阶段和工业化中后期,行政区划的调整、都市群和城市群的崛起成为明显特征。可以预计,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国行政区划的大变革必将开始。 

     抓改革,关键是抓机遇,抓创新。设立跨行政区域的“湘江新区”,既是对湖南历史上社会各界一直呼吁长株潭一体化的回应,也是深化“两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发挥省会城市龙头作用的现实需求,更是湖南优化行政区划设置,筑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高地,进而带动全局发展的必然选择。 

    设立“湘江新区”首要是准确定位。湖南地处中国长三角、珠三角、长江、西部大开发的南方十字路口,“湘江新区”应定位中国南方十字路口的核心区,按照国家发展战略新区进行规划建设,打造国家级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创新型经济示范区、两型社会建设示范区、现代服务业示范区、开放型经济示范区,成为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升级版和扩容提质一体化的前驱,实现中央对湖南“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新定位的引擎,带动全省、引领中部、辐射全国的重要增长极。 

    关键是打破行政区域的壁垒。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后,成立了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等五个先行先试区,在很多方面取得突破,在全国起到了探路的作用。但规划建设一体化滞缓、产业项目同质化竞争、城市群引领作用不突出等瓶颈问题逐渐显现。归根彻底还是行政体制的制约。“湘江新区”应以湘江为纽带,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大托暮云片区、湘潭九华工业区、昭山示范区、株洲云龙示范区、湘阴滨湖示范区为基础,南部以长株潭城市群结合部为重点建设,北拓湘阴作为长株潭城市群建设通江达海大都市的大通道,设立副省级行政区或行政管理区,突破行政区域的体制机制障碍,统筹新区规划、开发、建设和经济、社会管理。第二步与湘潭合并,最后与株洲合并,形成带动全省经济发展、体现经济发展实力和提升湖南地位的国际化大城市,实现“大长沙”的百年梦想。 

    根本是发挥龙头引领作用。一方面,在新区内实行更加开放和优惠的特殊政策,进行各项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探索工作,推进以大部门制和简政放权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职能改革,复制成功经验在全省加以推广。同时,着眼新一轮行政区划改革的趋势,以设立“湘江新区”为契机,推动优化全省行政区划设置。推进津市、澧县融城,打通津澧至湖北荆州的水陆交通,打造环洞庭湖经济圈西北部增长极。着力推进人口大县和经济强县实行省直管县(市)体制改革,在财政直管的基础上推进行政直管;推动有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的地级市增区、并县和强县改市。进一步向市县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大力推动新一轮并乡(镇)合村,扩大乡(镇)村规模,优化基层政权和基层自治组织建设。释放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夯实基层发展和治理的基础。 

    四、打好“两型创新”这张湖南特色的世界名片 

    2007年底,长株潭城市群确定为我国首个两型社会试验区,湖南开启两型社会建设进程,6年来推出八大类制度创新,106项原创性改革,多项经验全国推广,被国家发改委总结为与金融改革创新“上海浦东模式”、城乡统筹“成都模式”并列的两型社会建设“湖南模式”。 

    “善弈者谋势”。“两型湖南”已经成为中部地区的闪亮标牌,更是湖南最大最响最具特色的世界级名片。让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家园更美的两型梦,既是崛起梦、小康梦的初衷,也是终极。如果说五区十八片作为湖南两型示范区、核心增长极,形成了一批“盆景”,那么当前湖南已经进入了由“盆景”向“花园”乃至向“森林”转变的阶段。全面深化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全力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其势已成,其时已至。 

    抓住顶层设计的牛鼻子。两型社会建设已经由试验区向全省、由微观向宏观推进,必须进一步强化推进机制。应统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两型社会建设、绿色湖南建设的组织领导机制和考核评价体系,各市州、县市区相应成立工作班子,形成省、市、县、乡、村联动的推进机制和工作格局,保障上下对口、统筹对接、责任落实。两型建设考核指标纳入各级党委政府政绩考核和全省分类指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考评指标体系。两型建设的重点项目优先列入省重点建设项目计划,并在资金、技术、用地、税费、信贷、风险投资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 

    进一步推进先行先试的改革。敢于在现有的法律体制范围内,充分发挥、大胆尝试。对领导干部实行以两型为重点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着力推进以生态补偿为重点的区域性环境联动机制改革、以排污权交易为重点的市场化减排改革、以绿色GDP评价为重点的评价和监管体系改革。通过地方立法和地方让税的形式,加快区域性服务业发展。进一步扩大资源环境、土地管理、财税、投融资、行政管理等方面改革的覆盖面。成立碳排放权交易所或能源环境交易所,借鉴加州经验,碳排放权的分配以企业的产量以及每个行业的先进值为参照值,进而对高能效的企业给予奖励。 

    突出分级治理和源头治理。合理划分生态功能区,优化产业和城市空间布局,进一步明确长株潭地区、洞庭湖地区、湘南地区、大湘西地区四大区域的两型建设重点。明确省、市州、县市区、乡镇主体责任,实施“千山万水·绿色湖南”工程,省里抓以洞庭湖,武陵-雪峰、南岭、罗霄-幕阜山脉,湘、资、沅、澧水系为示范的“一湖三山四水”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加强森林、湿地生态系统建设与保护,国家和省级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和“三边”地区应封山育林并实施优材更替,增加森林蓄积量。加大水、土、气等突出环境问题治理力度,加强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农村污染的预防和治理,彻底整治、取缔以小矿山、小化工、小作坊、小冶炼为代表的四小企业。变招商引资为择商选资,实行环保准入一票否决制。倡导绿色食、居、行、用的两型理念,深入推进创建两型企业、学校、园区、机关、门店、家庭、村镇活动,形成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全社会共建共享的格局,实现产业发展两型化、城镇建设低碳化、农村环境生态化、生活方式环保化。 

    加快创新型湖南建设。整合创新资源、完善创新机制、激发创新激情。一方面,改革科研项目的形成和支持方式,加强创新成果运用和知识产权保护,建成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培育一批国家级企业技术创新平台,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加快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抓住移动互联网、三网融合、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带来的发展机遇,将信息化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加快发展移动互联网创意产业。同时,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方法创新,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健全支持发展志愿服务组织机制,打造一批公共环保品牌,助推两型社会建设,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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