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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红日: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发展变化分析及对美国QE为代表的货币政策的理论解释

作者:倪红日  时间:2013-11-06   浏览次数:0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中,主要发达经济体国家使用的宏观经济政策不是标准的凯恩斯主义,而是通过货币投入的宽松货币政策。这样的宏观政策已经对这些国家走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起到了一定积极的效应,“量化宽松是战胜2008年金融危机、确保流动性匮乏不致推动具备偿付能力的经济主体走向破产(进而导致产出呈现螺旋式下滑)的唯一正确政策选项”。[1]以至于政策退出引起了世界很多国家关注和担忧。至今还没有看到对此轮宏观经济政策精彩的理论解释和分析。

  本文将试图运用马克思经济学中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和理论分析,解释宽松货币政策解决经济结构失调的作用原理,并以此为理论依据,结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现实,对新兴经济体国家面临的影响和发展环境与趋势进行分析。为了阅读方便,论述的行文先从QE政策退出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以及发展变化的分析开始。

  一、新兴经济体发展变化分析和建议

  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尤其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必然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根据理论分析和现实情况,美国货币政策走势及其影响可以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发达经济体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迟早要退出

  根据理论分析和逻辑推论,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宽松货币政策应该逐步退出,这是一种正常情况。除非目前的发达美国、欧盟国家的经济复苏过程发生逆转。尽管目前美联储还没有启动QE的推出,主权债务等问题依然困扰着美国政府,但是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逐步复苏,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只是早晚的事。

  “201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导致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规模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每年高达1万亿美元。这催生了不可持续的信贷增长,推升了资产价格,加剧了多个资金流入国的脆弱性。”[2]在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对一些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之后,抱怨美联储的透明度过低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这并不能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因为产生这些影响取决于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结构的重大变革,在没有变革之前,需要各国自身“好自为之”。一旦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国家走向全面复苏,宽松货币政策是一定要退出的,世界各国应该对此提前有所准备,立足国内宏观政策应对国际变化。

  (二)各国经济互相依存同时又存在此长彼消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密切并相互影响和制约。这样的经济关系存在着复杂的两面性:一方面是相互依存和促进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市场竞争和此消彼长的关系。

  从微观角度看,相互依存和促进关系表现在资源生产大国与需求国之间、低端工业消费品生产国与需求国之间,经济的互补性较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促进关系比较明显。

  在国际贸易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此消彼长关系,从实证看,1998-2001年期间、2008-2011年期间,发达国家货物出口份额分别为67.46%、54.7%,减少了近13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份额分别为30.3%、41.09%,增加了近11个百分点。进口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3]

  对于经济结构相似,经济发展模式相近的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着竞争关系。因此,只看到或者是承认一方面的关系,而忽视另一方面关系,可能都具有片面性。

  从宏观上的实证分析来看,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包容或者冲突关系。下面的图示[4]反映出几点分析和认识:   

  第一,在1994年前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实际GDP增速之间是不一致的,可能存在负相关性;1995年至今,两类经济体之间的GDP增速虽然存在差距,但是上下波动的方向大体是一致的,2008年以后更是较为明显。这从实证上反映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之间是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并不完全是相互排斥或者此消彼长关系。

  第二,新兴经济体(广义包括的E23)国家的FDI流入量是从2005年开始增速的,而不完全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国家宽松货币政策之后提速的。2010年至2011年达到高峰后,2012年开始回落。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情况。

  第三,2013年出现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在美国QE退出的预期下,国际上热钱流出导致本国货币贬值、股市下跌和债市收益率上升,只是短期性的金融市场的反映,还不足以做出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出现中长期逆转的判断。

  (三)未来10年,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将可能结束过去10年的突变,呈现曲折多变态势

  过去10年,由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使得国际贸易和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这种变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发展竞争中的发达经济体不可能坐以待毙式地任凭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更大的可能是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竞争会比较激烈和复杂。

  目前发达经济体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各有其发展优势和劣势,根据近期一些新兴经济国家经济增长中出现的问题,未来10年两类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差距可能不会进一步扩大,并呈现短期性的曲折变动,中长期很有可能朝着融合和趋同方向变化

  (四)当前一些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冲击是暂时的,各国内部把握是关键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货物和资本在世界各国之间流动是一种常态,资本的趋利性决定它们必然要向利益最大化的地方流动,当然不排除货币流动的投机性存在。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各国要把握好本国的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一方面要保持本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提高国内经济实体吸引国际资本的实力,生产货物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建立既能够“通风换气”,又能够“防尘隔音”的先进的窗户。[5]对于货币的流入流出,本国要建立“蓄水池”[6],通过这个“池子”来控制国内的货币流动量。不能让国际货币在不加控制的情况下,直接流入或者流出国内的金融市场。

  (五)不断改革和制度创新是新兴经济体发展的重要保证

  现代经济现实已经脱离了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等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轨迹,也用鲜活的发展超越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和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但是,各种经济学派理论中,依然有合理和科学因子存在。没有现成的理论、制度和体制可以完整地被运用到现代经济发展之中,不论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来讲,既要继承各种经济理论和制度中的科学因子,又必须超越各种传统的理论和制度。面对全球化发展的客观现实,立足本国国情,不断通过改革进行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

  这是一个改革的时代,改革必然带来创新,唯有创新才能发展,这既是出路,也是发展的保证。

  (六)未来十年新兴经济体发展的趋势

  从逻辑上有三种可能:一是包容共赢性发展。即发达经济体国家恢复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总体高于发达经济体国家;二是经济格局调整性发展。即在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依然缓慢增长,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总体保持相对较高增长速度。三是国际经济发展格局逆转性重构。即发达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恢复较高增速,而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笔者认为,第一种和第二种可能性较大,第三种可能性较小。

  理由是:根据研究分析,现代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取决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在科技创新方面,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国家总体具有相对优势,但在制度和机制创新方面相对处于劣势,尤其是在经济制度和体制机制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近期演讲引用《圣经》中的一个寓言故事时提到:愚蠢的人在沙土上建房子,而聪明人在岩石上建房子。笔者理解,依靠短期宏观政策调控形成的经济增长,是沙土地基础,只有制度和机制创新才会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岩石之上,才是稳固的。目前,美国和欧元区国家面临的政府主权债务问题是一种制度性和体制性难题,需要制度和体制变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新兴发达经济体国家在制度和机制创新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在科技创新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在理论创新方面,目前两类经济体国家的状况没有明显优劣势。如果发达经济体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能够互补其优劣势,将可能形成第一种共荣性发展趋势。如果新兴经济体国家能够在科技创新方面赶超了经济发达体国家,将可能形成第二种非共荣性发展趋势。如果新兴经济体国家停滞了制度和机制的改革和创新,将出现第三种发展趋势。但是从中国目前的改革进程看,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二、对以美国为代表的QE政策的理论解释

  市场机制在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看是完美的经济机制。但是实践已经多次通过经济危机证明了市场机制是有明显缺陷的,这种缺陷主要是经济运转一段时间后,必然性地会出现经济结构的失调。

  2007-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和金融危机原因的基本共识,表面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但是深层次原因是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失衡。正如博隆教授所言:这场危机具有深刻的结构性原因。这场危机发生在美国并非偶然,因为该国30多年来人为依靠外部储蓄、外部贷款为主;企业举债超出了它们的能力,国家举债超过了其可能性;进行了不止一场战争;不仅不增加税收,甚至还要减税;在商业广告的诱惑下,居民举债维持过度、非合理的和挥霍性的消费。[7]美国国内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是造成次贷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经济结构的失衡累积到一定程度,势必以经济危机的方式来矫正经济结构。所以市场机制不能够以发展可持续方式自动达到宏观经济的平衡,而只能以破坏性的经济危机方式强制结构的调整。

  从历史经验看,解决经济结构失调的出路无非是两条:一条是政府对经济的恰当的干预,另一条是市场经济经过痛苦的自我调整后,自动恢复平衡。主张前一条的是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经济学思想和政府宏观政策操作;主张第二条的是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学说等经济学思想和政府宏观政策操作。[8]

  经济结构问题从理论上不属于微观经济分析,古典经济学不研究结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市场机制会自动平衡经济结构。经济结构问题似乎是属于宏观经济领域。按照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认识,宏观经济学是在凯恩斯理论出现后才形成的宏观经济学。其实,在这之前的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就已经有了对宏观经济的分析,这就是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只是这种分析是研究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进行条件的。我们发现,马克思对此的研究可以解释经济结构失调,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原理,与包括凯恩斯经济学说在内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在这方面的分析有明显不同的深刻之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三篇研究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第二十章研究了简单再生产,第二十一章研究了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马克思将全社会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抽象为两大部类,主要研究了两大部类之间的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顺利进行的含义用宏观经济学的语言讲,就是结构比例平衡的再生产[9]。

  仔细研究发现,马克思主要研究了两大部类完全实现型的扩大再生产,所谓完全实现是指两大部类的社会产品在价值和实物交换后,全部都交换给购买者,实现了不同部类之间商品实物和价值之间的交换。这就是结构平衡下的扩大再生产。

  但是,马克思在研究结构平衡的扩大再生产模型时,也涉及到了结构不平衡时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虽然马克思没有着重分析这种结构失调的扩大再生产,但是他的研究框架和模型为分析这种结构失调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正确的方法和路径,这是西方宏观经济学所缺少的。对此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马克思已经给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和启示。[10]

  通过模型分析,可以看到结构失调下的扩大再生产进行结构调整的两个重要条件是

  第一,货币资本的投入,以便需要扩大再生产的部类(行业)进行单方面的购买。在这种条件下,该部类可以不压缩生产规模,被购买的部类也只是相对缩小扩大再生产规模。整个社会再生产总体还是扩大了,而且经过几年之后,失调的经济结构可以被调整过来

  第二,如果不采取上述第一个条件,就只能采取较大幅度地压缩各个部类原有生产规模

  模型推演的最终结论:货币投入具有调整经济结构,防止经济衰退的作用。(详细的论证和模型推演见附录)将这个理论模式运用在对此轮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宏观对策的解释上,笔者认为有理论启示的作用。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最近撰文认为:“从各国实践看,量化宽松是结构性的。以美联储为例,准确地说,其超低的联邦基金利率是总量性政策,但量化宽松政策是结构性的。前者意味着银行业金融机构整体融资成本下降,后者通过央行直接购买债券和MBS推动政府定向支出和金融业资产结构调整。如果结构调整被列入货币政策范畴,甚至在一定历史时期成为主要任务,货币政策具备一定主动性,则困扰我们的盘活存量问题或许有解。”[11]笔者认为,这样的见地是有道理的。

  值得说明的是,在马克思生前时代,还是以金属货币流通为主,因此不涉及纸币流通产生的通货膨胀问题。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解释了投入货币的来源是金的生产者。

  在纸币流通时代,为调整结构进行的货币投入必然带来通货膨胀问题。因为,不是通过商品交换而获得的货币,而是通过货币的单方面投入的货币,形成相对较多的货币,在对应于相应较少数量的商品时,物价势必是上涨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势必具有超出美国本土,产生外溢效应。现今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在美国宽松货币政策下所受到的金融冲击,可以说在170多年前的马克思经济学中就已经涉及和揭示了其原理性的东西。

  根据经济理论所揭示的规律性,面对新的全球化新形势,新兴经济体国家只能通过本国的制度创新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变化。

  [1] 前墨西哥央行行长 吉列尔莫•奥尔蒂斯:《新兴市场危机威胁全球复苏》,FT中文网2013年9月3日

  [2] 前墨西哥央行行长 吉列尔莫•奥尔蒂斯:《新兴市场危机威胁全球复苏》,FT中文网2013年9月3日

  [3] 胡江云执笔:《国际贸易格局以及对中国的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13年第110号

  [4] 该图引自吕刚执笔:《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前景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13年第75号

  [5] 我国东北地区有一家专门做窗户的企业,其广告宣称:既通风又能防尘和隔音。

  [6] 根据媒体报道:周小川讲,我国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蓄水池”控制国内货币的流动量。

  [7]宋晓平:《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全球化合发展问题》,载: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09-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2月版

  [8] 如20世纪70-80年代英国撒切尔、美国里根政府的宏观政策。

  [9] 该部分的研究是作者在唐思文老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的指导下共同完成的。那是1980年前后的事情了。

  [10] 为了方便阅读,只将分析的结论放在正文里,将模型的推导过程放在了附录中。

  [11] 陆磊:《货币政策如何调整结构》,《新世纪周刊》2013年第34期,2013年9月2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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