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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易明 姬超:资源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路径

——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

作者:袁易明 姬超  时间:2013-11-07   浏览次数:0

  经济转型事关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增长,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和保证。所谓转型即是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摒弃单纯依赖资源投入、忽略资源约束和资源使用效率的传统方式,而这一点依靠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本文在进化博弈论框架下通过一些基本模型描述并确定了经济主体共同合作实现转型的条件和内在机制: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转型模型显示,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对资源的掠夺式使用将难以避免,但将模型的构成延展至社会规范后,资源高效、合理使用的均衡将重新实现。主动建立并遵守社会规范又以非掠夺式使用为前提,多样性的、公平的、非歧视性的市场竞争环境则是约束政府行为的有效保证。在此基础上,以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健全的深圳经济特区为实证对象揭示了深圳奇迹的真相以及转型任务的迫切性,最后就未来经济转型的战略路径提供理论建议。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按照世界银行最新标准,我国已成功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一些新问题困扰并将持续困扰我们,比如能源危机、生态和环境污染、日益扩大的贫富和区域差距、人口老龄化趋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这提示我们客观看待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随着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的不断蔓延,世界经济形势风云突变,内外交困,倒逼中国经济转型,经济结构的再调整也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在长期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而跻身高收入国家群体。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因而讨论经济转型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考虑现有文献对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已较为翔实,本文重点着眼于资源约束条件① 下的经济如何转型,讨论究竟是什么力量迫使人们高效、合理的使用资源投入,在理论基础上探明转型逻辑和转型路径是本文要解决的主要任务。既然我们的目标是在转型路径上提供一个更加明确的答案,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区差距明显,站在全国角度进行分析难免过于笼统。因此我们选取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经济特区作为实证对象,验证深圳奇迹的真相,也为客观认识三十多年来全国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一面镜子,同时我们将力图说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先行地区在经济转型上更具优势,更具示范意义,也更具转型的迫切性,从而不仅为深圳特区继续发挥全国经济转型的窗口和试验田功能提供理论证据,也为我国统筹各地经济发展,有序实现转型提供一个理论参考。

  一、研究的理论背景

  在众多专家学者的呼吁和努力下,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基本达成共识。而在关于转型目标这一问题上,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在“与国际社会、环境和自身社会结构相互适应而非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实现”(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研究报告,2013)。其它研究尽管表述不尽一致,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经过归纳提炼,我们认为转型在根本上是要实现资源约束条件下经济持续、稳定、和谐增长,事实上只有依靠长期的、持续的增长才能真正实现一个国家的崛起,这就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及投入要素的高效利用。在这种思潮下,人们不但反思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还逐渐开始反思工业文明在长期对人类生存的利害关系,第三次工业革命、生态文明转向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都提示人们注意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繁荣的真正实现依赖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而非短期、不可持续的高速增长。因此应当谨慎的避免先验、狭隘的将经济增长抽象分离出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情境。

  然而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转型以及转型路径。明确转型任务和转型方向并不意味着转型可以一蹴而就,改革不会自动实现,反而可能遭遇重重阻力。另外,为了应对短期问题常常牺牲长期改革的优先目标,以至于延误改革良机,积累了大量深层次的矛盾。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专家团提出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六大战略措施:通过结构性改革强化市场经济基础;加快创新步伐;抓住绿色发展机遇;完善基本保障,促进机会均等;建立与政府职能转变相适应的可持续财政体系;与世界建立互利共赢的关系。与此同时,以樊纲和王小鲁(2011)为代表的学者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了中国历年来的市场化指数[1];上海财经大学多名学者(2013)测算了2010年和2011年中国各地的转型发展指数[2]。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系统评估各地经济转型的动态变化,认识转型过程中亟需改进的环节。在大部分研究当中,转型似乎都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仿佛只要理清改革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转变传统的政府职能和公共治理体系,经济转型就能从根本上得以实现。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既得利益集团怎能自愿实施调整呢?于是在理论上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框架,将政府角色内生的融入到经济转型模型中,从而更深入的讨论转型的关键和转型路径。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理论模型

  (一)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转型框架

  假如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界定为资源投入的高效和可持续利用,而这需要社会全体成员或者绝大部分成员共同协作才能真正实现。那么是什么力量迫使经济参与者合作实现转型呢?根据培顿·扬(Young,1993,1998)和青木昌彦(Aoki,2001)在进化博弈框架下的讨价还价模型[3][4][5],我们首先描述在没有第三方理性设计的情况下,自利且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不同地区政府之间或同一地区不同类型企业)为增长而竞争过程中如何竞争稀缺资源并自发生成资源利用的合理秩序,以及均衡又如何被打破。

  为简化分析,我们假设只有A和B两个人(地方政府、企业等为增长而竞争的所有经济参与者)竞争性的使用资源。在时期,A希望使用单位的资源,B希望使用单位的资源,资源总量以一定速度再生出来,以维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但若超过一定数量,资源的正常循环将遭到破坏,生态平衡与自然环境也将遭受影响,结果对双方都不利,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引起暴力争端,影响双方和谐相处。当时,双方都可以得到他们希望的资源数量,此时A和B的效用函数分别设为,两者均为凹函数。效用函数的斜率()衡量随着资源使用量变化,双方效用的增减程度。当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时,资源使用量的增加迅速提高个人效用水平;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资源数量对个人效用水平的提升幅度开始趋缓。效用函数的曲率()衡量双方对纠纷风险的偏好程度。由于一定的资源投入对于任何一方都是必须的,从而又有。为增长而竞争的经济特征决定,当,其中;同样的,当

  不考虑双方的寿命特征,假定在它们之后的继任者拥有相同的效用函数,重复同样的博弈。在进化博弈模型中,由于有限理性,每个人都不能确定对方的效用函数,唯一的决策依据是通过收集过往信息,包括过去期当中对方的资源使用程度及风险偏好类型。由于不完全信息,每个人只能得到过去期当中期的不精确信息,代表个人的信息收集能力。考虑到复杂的经济体系中具有类型多样的经济参与者,以上假定对于近似表征资源使用这一演化博弈是合适的,并且不失一般性。根据对对方资源使用的概率分布进行估计,A和B分别计算可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资源使用程度,即求解:

   

  其中分别表示A在中对于B的资源使用数量的记录和B在中对于A的资源使用数量的记录。可以证明,当双方的信息收集能力不完备且足够小时(至多不超过1/2),由于对过去信息的收集是随机的,重复多次博弈后的资源使用随机序列将达到均衡,收敛于,其中① 。除非发生剧烈的随机扰动,这一均衡将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任何一方都没有主动打破均衡的积极性,资源可持续利用从而得以实现。

  显然,对资源利用不可能永远固定在某个特定的均衡序列。随着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对资源的使用强度也逐渐提高,资源约束日益显现,这在模型中表现为均衡的不断被打破和新均衡的不断形成,以及越来越接近超越这一门阀限制。事实上,即使没有剧烈的随机扰动,经济参与人偶尔犯错也是难以避免的,小错误的日积月累同样会导致对均衡的偏离,从而形成不同的均衡时间序列。培顿·扬(Young.H.P,1998)称之为“类稳定”均衡。在该动态演化过程中,均衡的实现由双方的风险偏好类型和信息收集能力共同决定,具体的:

  假设时期经济参与人A和B就资源使用达成了某种协调,在期,由于经济率先起飞等因素,A希望获得更多的使用资源,例如由增加至单位,为了使B接受这一新的资源使用安排,A不得不进行多次边际调整和试验以改变B的信息收集样本,最终使得B不得不接受这一调整,条件为:

  ,其中是A的最小试验次数。

  计算得:;进一步整理得:                      

  其中表示B的资源使用量减少1个单位引起的效用减少程度。根据对称性,当A的资源使用量由减少1个单位至时,B的最小试验次数有:

  动态均衡时,A朝正反两个方向进行调整也应该达到相应的平衡,据此有:

  方程两边同时除以然后积分求解可得:

  上式界定了动态均衡时A、B双方的资源分配情况,易知,风险偏好性和信息收集能力较强的一方将获得更大的资源使用份额。同时,该均衡实现了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这样的资源使用配置将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遵从,资源的利用在长期也将得到动态优化和调整。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一方(例如A)的财富积累逐渐增加,风险承受能力因而得以加强,信息加工能力也可以通过对知识和学习的投资得到加强,那么A也将被驱使追求更大的资源使用权力,此时动态均衡的收敛就变的困难,迫于压力,B也只好加大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最终导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困境。可见,在为增长而竞争的背景和缺失第三方治理的条件下,经济发展程度提高在一定时期内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程度,优化了资源配置。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将产生严峻的资源可持续利用难题,揭示了为增长而竞争的道路已走到终点,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型。自然的,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率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意愿将更加强烈和迫切,先行地区的转型试验对全国其它地区也将产生更强的示范和学习效应。关于这一点在以后还会涉及,在此之前,我们首先对以上博弈模型加以扩展,将对资源的使用问题从经济环境延展到具体的社会背景,以更贴切实际的讨论资源约束下的经济增长及其转型问题。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转型框架

  经济活动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上一节我们已经说明随着经济体系的自身演化,资源约束终将限制原有增长方式继续实施下去,特别是公共资源的掠夺式开发似乎不可避免。对此许多专家学者从私有化、人口控制、污染者付费、管制与规范等方面讨论了解决公共地悲剧的方法,值得一提的是“公地悲剧”概念的提出者哈丁(Garret Hardin,1968)将公共资源问题延展到了道德领域[6],为我们讨论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即从社会规范角度寻求地方政府和企业集约使用资源,积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自发秩序形成的可能性和条件,在理论模型中则体现为关联博弈对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联接。通过对上一节模型的扩展,我们将试图说明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的互动有助于放松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激励约束,从而对经济转型产生更强的推动作用。

  根据经验事实,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或经营较为成功的明星企业通常更为注重自身承担的社会责任,同时具备积极回馈社会的经济条件,因此这类经济参与者与社区生活的联系更为紧密。积极参与社会交换不仅可以提升自身形象,由于情感因素也更加容易被社会接纳,从而积累更多社会资本① ,为自身赢得更多经济利益。以经济先行区域的深圳经济特区为例,积极承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使命,充当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试验田和示范窗口的功能无论对当地政府、地方官员还是深圳市民而言都是莫大的荣誉和激励。

  假定存在)个经济参与者,他们同时参与探索经济转型,集约使用资源(博弈1)和社区生活(博弈2)两个博弈,重复无限多次博弈。博弈1将令每个参与人都付出代价不扉的转型成本为博弈期数),协作实现经济转型将为全体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每期每个参与者获得的收益为,如果有个参与者不合作,收益则减少为。对于博弈1而言,每个参与者都有不合作的动机,以此节省转型成本,同时又可以非排他的享受转型成功带来的好处,也即经济转型具有外部性特征,这意味着。在博弈2中,参与社会交换同样需要付出成本,同时获得收益,其中收益是该博弈参与人数的非递减函数,这意味着并非所有参与者对社区活动都是必要的,即存在,使得对于所有满足,表示当参与者达到一定数量时,增加更多参与者并不能相应的产生更大效用。考虑人们在博弈2中合作的条件为,整理得,其中为时间贴现率,该条件意味着参与社区活动的未来收益总和的贴现应大于参与社会活动所花费的成本。显然,无论收益大小,只要人们足够关注未来,那么人们将积极遵守社会规范。否则,参与者选择不合作和不遵守社会规范,相应的遭到社区驱逐。

  我们将博弈1和博弈2放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考虑,每个参与者同时协调两个博弈。如果参与者在上一期的两个博弈中都选择不合作,那么当期仍然选择不合作,否则在两个博弈中都选择合作;如果参与者在博弈1中不合作,不论其在博弈2中如何选择,其他参与者都将对其进行驱逐。原因在于,只要博弈1中不合作的参与者数目小于(),其他参与者在博弈2中就没有必要与这些人合作。另一方面,如果参与者在博弈1选择不合作,那么他在以后的博弈中无论如何选择都不可能提高收益;如果参与者在之前的博弈中都选择合作,那么在未来的转型博弈中他继续选择合作的条件是当期和未来所有收益的贴现值大于两个博弈中花费的成本,即。整理可得,比较博弈1的激励相容条件,即使,但只要满足条件,人们仍将共同协作,努力实现经济转型。可见将社会领域融合到经济领域将有助于推动经济转型的快速实现,值得注意的是,满足以上条件以强大的社会力量为前提,人们要有足够的动力和积极性驱逐那些缺乏社会责任和公民责任的不良企业和政府,这就需要人们不仅仅关注眼前经济收益,相反他们更加注重和谐的社区环境以及稳定平衡的生态资源环境。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较落后地区对后者赋予更高的偏好序,这是建设市民社会的理论价值所在,也是经济转型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地区更易实现的理论依据① 。

  (三)容纳政治因素的经济转型框架

  根据前文所述,政府在经济增长与转型过程当中的作用都不可或缺并且至关重要,这种情形在中国以及东亚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极为明显,同时之前的模型暗含博弈参与者同质的假设,对博弈参与者类型未加区分,因此这一部分我们将理论模型进一步扩展到政治领域,考察政府与企业互动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转型。

  任何考察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文献首先都面对这样一个政治悖论:强大到足以保护产权和合同实施的政府也同样强大到足以剥夺公民的财产。然而到目前为止,导致政府发挥某种作用而不是另一些作用的原因和机制还远没讨论清楚(Weingast,1995)[7]。施莱法和维什尼(2004)在分析政府作用时归纳了“扶持之手的政府模型”、“看不见的手”模型以及“掠夺之手”的政府模型[8]。类似的,青木(Aoki,2001)将政府类型区分为民主型、剥夺型和勾结型。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摒弃新古典经济学当中将政府角色定位成经济活动完美守夜人这一做法,而是逐渐明确政府是一个具有自身目标和私人利益的策略性参与人,是否尊重私人权利、促进还是阻碍经济增长或转型都取决于如此行动是否符合政府官员的自身利益。

  参考Weingast(1997)建立的模型[9],假定经济体系中存在两种类型的企业(公民、组织、利益集团等经济活动参与者)A和B,正常情况下政府()对A、B两种类型企业一视同仁,每期分别征税,同时为企业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和服务,维护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企业从中获得正的效用,其中。从某一期()开始,政府试图对某种类型企业(假设为A)增税(等价于对另一种类型企业减税,或赋予其更优惠的发展权),以获取额外收益。对于这种侵权行为,A和B可以选择默认或抵制两种策略,抵制成本为。如果A和B同时选择抵制,政府的侵权行为将无法得逞,同时承担成本;如果只有一方选择抵制,则侵权行为得逞,同时企业对政府和未来经济信心开始下降,整体经济蒙受损失,A、B各承担损失额;如果双方均不抵制,抵制成本得到节省,但仍然各自承担损失额

  根据以上描述,当时,由于抵制成本过高,A和B都将选择默认,重复多次博弈后,企业对于政府的侵权行为总是不予抵制,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将锁定这一均衡,直到经济形势恶化到一定程度,即侵权所获得的额外收益贴现值已不能弥补因侵权导致的经济效率损失造成的效用减少值();当时,A和B共同抵制侵权行为将符合双方的利益,但是当时,政府可以通过向B支付一定数量好处)换取B的默认,结果就演变为政府与B类型企业联合侵占A类型企业合法权益的均衡;当时,A对于政府侵犯自身行为会选择默许态度,而B则有与A合作共同抵制侵权的愿望,这种情形对应于富有社会责任感并关注未来的企业,即使政府侵权行为并不直接损害自身收益,其仍会奋起抵抗。但双方都不能确信对方是否会与自己共同抵制,因而政府侵权行为在这种情形下能否得逞是不确定的。然而联系前文论述联接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关联博弈模型,如果B企业可以付出一定程度的努力()来建立或维护亲密的社区规范,将有助于两者协调一致的抵制政府侵权行为,其中B类型企业的努力成本满足条件:;当A和B对政府侵权行为都采取默认态度时,如果经济处在起步和蓬勃发展阶段,可以想象企业A并不会立刻退出市场,当且仅当,该式表明迅速增长的经济形势给A带来的效用增加值足以弥补政府侵权和未来效率损失之和,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遭遇增长瓶颈无法满足该条件时,继续对企业实施有差别和歧视性的征税以及其它掠夺行为将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此外,如果政府侵权失败后支付的成本()过小,即使侵权不能得逞,政府也会不断的选择侵权。因此,令政府侵权面临相当程度风险,形成对政府的有效约束是避免掠夺性政府出现的关键步骤。

  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侵权行为为何是针对A而不是B呢?还是随机的选择A和B加以掠夺呢?在现实中,政府常常对企业类型加以区分,如大、中型企业和小、微型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夕阳企业,等等。假如将前者概括性的称为A企业,后者称为B企业,在强大的市民社会建立之前,政府在绝大部分场合都会将侵权对象选择为A,同等条件下A企业的抵制成本通常远大于B企业的抵制成本(这是的原因),B企业通常也更具备建立和维护社会规范的实力。因此,轻易的分辨A和B的企业类型是政府侵权行为得逞的关键条件。假如所有企业公平竞争,享有相同的自由发展权利,或者企业类型足够多样化,致使政府无法分辨何种企业类型更容易侵权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随机的选择A或B进行掠夺,A和B被侵犯的概率各为1/2。当一方受到政府侵权时,如果另一方未选择抵制,那么在下一期对方被侵权时,另一方也不会选择抵制,否则他们将总是共同抵制政府侵权,此时政府将尊重每一方的权利,否则政府便随机选择侵犯某一方。假设政府以1/2的概率随机选择侵犯一方,另一方如果不抵制,则其未来损失之和的贴现值为,如果抵制则当期成本为,共同抵制的条件为,整理得:。可见,只要满足条件,即使,且,政府与企业B联合剥削A的企图也无法实现,A和B将共同抵制政府侵权,一个致力于长期持续增长的经济体系得以形成,政府与不同类型的企业将共同推动这一进程。而所有企业公平竞争,使得政府选择侵权对象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则是实现以上进程的前提条件。

  (四)小结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发展程度提高,对资源的使用越来越接近其临界点,资源过度使用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下不可避免,仅仅依靠经济主体的互动很难继续演化生成资源合理、高效利用的自发秩序。此时将经济活动融入社会生活的大环境中则可以有效放松均衡实现的条件,促进经济主体共同协作,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转型这一目标。

  三、回顾“深圳奇迹”:深圳特区经济高速增长的真相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单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终将面临资源瓶颈而陷入不可持续增长的困境,经济发达地区则将率先到达这一临界点,进而导致资源紧张局面在全国范围出现,经济转型从而不可避免。为验证该论断,这一部分通过设计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篇首曾指出本文资源泛指生产过程中所有要素投入,目前关于能源等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性以及过度使用资源对生态和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已无须赘述;关于资本、劳动(包括劳动偏向型和技能偏向型)等社会资源的不可持续性仍然需要加以说明,人口红利的逐渐耗尽表明劳动密集型投入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依靠增发货币表面看来将使得资本要素并不面临短缺困境,然而与此同时造成的物价上涨和资本错误配置将使得资本同样面临可持续难题,越来越多的民营中小企业面临信贷约束就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对以上两种类型资源实际上并不能做出全然准确的区分,两种类型资源实则相互交织,一种类型资源的使用方式将不可避免的引起对另一种资源的不合理使用。为简化计量分析,我们重点考察资本和劳动这两种类型资源使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和贡献的变化趋势,以此验证传统资源投入的不可持续性。同时,我们选择深圳特区这一全国经济的微观构成单位作为实证对象,以市场经济起步最早、市场体系相对最为完善、特区建设最为成功的深圳为样本得出的结论也将更具代表性。

  (一)30年来深圳特区经济的总体表现

  中国经济特区的设立已逾三十年,几个边远落后的小渔村迅速成长为靓丽的现代化都市。其中,深圳取得的成就尤其令人瞩目,“深圳速度”更是不断抒写中国和世界现代化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奇迹,回顾其过往的三十多年成长历程也总是令特区人激动不已。特区成立伊始,在经济总量方面几乎可以忽略深圳。但随后深圳却获得了远高于其它几个特区的增长速度,80年代中期,深圳在经济总量上迅速超越汕头和海南。到90年代,深圳在经济总量上已遥遥领先于其它特区,随后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深圳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近乎40%的年均增长率,90年代23%的年均增长率,21世纪以来仍然保持了14%的年均增长率)使得本地经济获得了惊人跃迁。长期以来,深圳在经济总量上一直保持60%的比重,这也正是许多研究将深圳作为特区近似替代的原因之一。新世纪以来,深圳的年均增长率逐渐趋缓,但总体上其它特区与深圳之间仍然非常明显,特区之间的收敛趋势并不明显,(图1和图2)。

   

  问题随之而来,成就今日之深圳的因素是什么?“深圳奇迹”是否真的突破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樊笼?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借助计量工具测算资源投入对增长的贡献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

  (二)模型与参数估计

  1.选择生产函数。为准确度量资源投入对深圳特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需要估计深圳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各种要素贡献,为此,我们首先建立生产函数模型。其中,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函数在这类问题中应用最为广泛,函数形式为,其中代表第年的技术水平,代表深圳第年的经济产出,代表深圳第年的劳动力数量,代表深圳第年的资本数量,分别代表劳动和资本的弹性系数。考虑到本文使用深圳特区设立三十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我们以时间趋势项代表技术进步,对数化后的函数形式如下:

  (1)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当产出具有规模报酬不变性质时,,函数1可以转化为:

  (2)规模报酬不变的C-D函数: 

  更一般的,为了体现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使用超越对数函数表征生产函数:

  (3)超越对数函数:

       此时,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正规化处理后有:

   

  函数(1)和函数(2)均隐含技术进步中性假定,实际中技术进步却常常嵌入在资本或劳动中,称为体现式技术进步,函数(3)通常对数据量有严格要求,因此对函数(3)的形式加以放松,选择有限超越对数函数(4):

   

  另外,以上函数均隐含技术效率水平为100%,即给定技术和投入水平下,产出达到最大化,也就是说深圳经济在技术前沿面上进行生产,这一假定显然过于严格。在技术效率不完全时,全要素生产率将可继续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而对技术效率的讨论我们暂且放到下一节讨论,在此我们给出估计技术效率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5):

   

  其中,代表技术非效率,当时企业处于生产可能性前沿上,那么技术效率将被定义为:实际产出/最大可能产出。为随机变量,表示生产过程中的随机因素作用。

  以上各个函数变量的具体含义及数据来源如下:

  :深圳 第t年经济产出,用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衡量,数据来源于1980年-2011年深圳市统计年鉴。由于GDP原始数据是按照当年价格统计的,因此使用平减指数法进行平减,并以1980年为基期进行不变价格换算。

  :深圳第 t年的资本要素投入。由于我国统计部门并不对每年的资本存量进行专门普查,历来的研究对资本存量数据的获得都较为困难,考虑资本存量包括各种类型,如直接资本和间接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等,而且资本价格逐年变化,对资本存量数据的获得就更为困难。为使地区之间的资本数据具有可比性,本文参考张军(2008)对中国省级资本存量的估计方法,即永续盘存法(Perpetual Inventory)[10]。估算方程如下:,其中代表地区,代表年度,代表资本折旧率,代表固定资本投资。基年资本存量数据因而成为估算的关键,Perkins(1998)估算中国1953年资本产出比为3进而倒推1952年资本存量。张军则是使用1952年各省固定资本形成额除以10%得到1952年各省的资本存量。显然,对深圳基年(1980年)资本存量的估算也按照1952年的中国进行计算是没有根据的,借鉴周苗苗(2004)等人的做法[11],本文通过以下方法推算深圳1980年资本存量:深圳1980年资本存量=深圳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占广东省比重*1980年广东省资本存量,广东省1980年资本存量参考张军(2008)的估计结果,所有的数据均按照198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固定资本投资同样按照1980年不变价格进行平减,由于缺乏准确的资本价格数据,故采用当年的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因为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通常具有较高的折旧率,故本文中资本折旧率的值设定为10%。

  :深圳第 t年的劳动要素投入。这里的劳动投入实际上应为整个经济的劳动投入总量,并且为实际的投入,但是劳动者却是最富异质性特征的个体,知识、素质、技能和劳动强度的差异都会造成劳动效率的差异。因此理想的劳动投入指标应该综合以上因素,但由于统计限制,每年的劳动投入使用每年末社会劳动者人数代替。

  :时间项,单位为年,用来代表技术进步变量,本文时间序列从1980-2011,因此1980年设定为2011年设定为

  :技术与资本的互动,表示资本质量因技术进步而得以改进,此时的技术进步为资本体现式(Capital Embodied Technological Change)。

  :技术与劳动的互动,表示劳动技能因技术进步而得以提高,此时的技术进步为劳动体现式(Labor Embodied Technological Change)。

  :技术体系间的互动,表示技术进步过程中的溢出和学习效应,即不同时期技术层次的提升。

  分别为常数和相应变量的参数。

  2.生产函数的参数估计。我们首先使用函数(1)~(4)分别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函数(2)的拟合效果最为理想,其它函数的回归结果或者不显著,或者回归系数为负而不具有经济意义,或者两者兼具,或者函数形式只对个别特区拟合效果较好,从而不具有横向比较意义。因此,表征深圳经济最佳的生产函数形式是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回归结果见表1。

  表1:深圳特区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  

回归变量 

  函数(1 

  函数(2 

  函数(3 

  函数(4 

  常数项 

  0.056(0.074) 

  0.727(1.258) 

  -18.806(-1.291) 

  -3.799(-2.026) 

  InK 

  0.872(11.470)*** 

 

  4.430(1.277) 

  1.309(6.990)*** 

  InL 

  0.171(2.895)*** 

 

  -1.176(-0.270) 

  -0.270(-1.465) 

  t 

  0.029(3.601)*** 

  0.036(14.133)** 

  0.141(3.758)*** 

  0.807(3.466)*** 

  In(K/L) 

 

  0.814(12.697)** 

   

  In2(K) 

   

  -0.146(-0.695) 

 

  In2(L) 

   

  0.175(0.464) 

 

  In(K)In(L) 

   

  -0.016(-0.030) 

 

  tIn(K) 

     

  -0.082(-3.364)*** 

  tIn(L) 

     

  0.062(3.040)*** 

  tt 

     

  0.006(3.144)*** 

  观察值 

  32 

  32 

  32 

  32 

  调整后R2 

  0.996 

  0.993 

  0.999 

  0.999 

  D-W检验 

  0.981 

  1.998 

  0.907 

  1.299 

  注:括号内的值为t检验值;***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回归结果与我们的直观经验符合,资本、劳动和技术因素对深圳经济增长的影响都非常显著,但不同要素对产出的影响程度又有所不同。其中资本对产出的影响程度显然更高,每一单位的资本投入可以带来0.81单位的产出,产出对劳动和技术要素的敏感程度要小很多。整体而言,深圳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产出的增长对资本、劳动和技术的敏感程度从强到弱,依次排列,这与全国的经验趋势是一致的。根据我们前期的研究结果,资本对全国产出的弹性系数为0.56,劳动和技术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29和0.02(袁易明,2008)[12]。可见,深圳经济比全国更加依赖资本,但技术对产出的贡献程度也要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尽管深圳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资本约束的释放造就的,而技术进步机制与特区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仍然较低。

  如前文所言,函数(1)~(4)暗含了技术效率为1的不合理假定,在此假定下将资本和劳动贡献之外的(余值)都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并将此近似为技术进步的贡献,根据这种做法衡量特区经济增长的原因显然不够准确。因此,我们需要对全要素生产率继续进行分解,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角度进一步解析。

  (三)经济运行效率的估计

  关于技术效率的测算最早由剑桥大学经济学家Farrell(1957)提出来的,他致力于估计企业在等量投入条件下,实际产出与最大产出的距离,距离越大,技术效率就越低[13]。但是该方法却存在很多缺陷,其对边界生产函数的估计是建立在小范围样本资料和少数观察值之上的,那么结果就将因为数据质量而受到严重影响,该方法估计出来的参数也就不具备统计性质,无法进行统计检验(毛世平,1998)[14]。随后许多学者从理论和应用上丰富并完善了技术效率的估计,Leibenstein(1966)从产出角度重新定义了技术效率,认为技术效率是实际产出水平在市场价格不变,要素投入规模及比例不变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大产出的百分比[15];Afriat(1972)根据最大似然法建立了具有统计性质的随机生产函数[16]。目前,估计技术效率通常包括两大类方法,一类是非参数方法,另一类是参数方法。非参数方法无须估计生产函数,因而避免了因错误函数形式带来的错误,但是却需要大量数据以及严格的计算方法。参数方法则是首先估计生产函数的各个参数,以此描述整个生产过程,随机生产边界函数(Stochashic Frontier Function,SFA)在其中得到了最广泛的应用。鉴于以上两种方法都已较为成熟并且得到广泛使用,我们不再详细介绍技术效率的测算原理,根据第三部分所列的函数形式(5),运用SFA方法,我们直接计算各个特区的技术效率情况,即求的值。

  由于无法直接观测,也就不能根据模型(5)进行回归得到的值。但是的分布却是由函数(5)直接给定的,技术效率从而可以进一步定义为,即给定条件下的期望。的估计值。假定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即,其中服从半正态分布,均值为0,方差为服从正态分布,均值为0,方差为。假设的方差为分别为标准正态密度函数和标准正态分布函数的值,取值点为,那么有

  运用Frontier(Version 4.1)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根据运行结果计算出深圳不同发展阶段的平均技术效率(表2)。可以看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深圳的技术效率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的前十年,深圳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提高了6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深圳的技术效率仍然是较高的。

  表2:深圳特区经济运行效率情况

  时期 

  1980-2011 

  1980-1990 

  1991-2000 

  2001-2011 

  深圳 

  0.91 

  0.88 

  0.92 

  0.94 

  全国 

  0.80 

  0.79 

  0.82 

  / 

  注:全国数据资料来源于袁易明(2008)。

  (四)对深圳特区经济增长的解释

  经过以上的逐步分析,导致深圳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就分离了出来,即资本、劳动、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技术进步)。据此,经济增长因素分解的基本模型可以进一步改进为函数(6):

   

  方程两边同时对时间t求偏导,得到经济增长的具体解释模型(7):

   

  各个要素对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增长率列于表3。结果表明,深圳经济在1980~2011年这三十多年间取得了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超过20%。但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来自于资本要素投入,对资本的依赖甚至达到一种畸形的地步,经济增长中资本贡献率超过了80%。劳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要低很多,平均数值在13%左右。相形之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贡献要低很多,可见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当中对深圳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就全要素生产率的构成方面,深圳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贡献都是正面的,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又相对更大。表明深圳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外生性技术进步,企业运行效率并没有显著改善。从资源投入的增长率来看,资本的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劳动和技术要素,近年来增长率虽然有所放缓,但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

  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深圳经济特区设立的前十年,深圳经济获得了超高速的增长,年均增速接近40%。在这个增长过程中,资本投入贡献超过100%,劳动要素也为深圳经济贡献了一定程度的增长,而全要素生产率对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却是负值,但是技术效率的改进仍然为深圳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技术进步则没有为这段时期的增长提供正能量。

  20世纪90年代,与前十年相比,深圳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十年中经济增长率有了很大程度下降。这十年中,经济增长对资本投入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资本贡献率下降了近34个百分点,但深圳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仍然处于比较高的水平。此外,这十年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由负值变成正值,但与前十年不同的是,技术效率的贡献在该时期变的不明显,反而更加依赖于技术进步的贡献。

  21世纪以来,深圳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这一阶段,深圳对资本投入的依赖程度再次下降,资本投入的增长率也有所下降;劳动要素的贡献及其增长率虽然有所变化,但变化幅度并不大;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这个阶段有了大幅增加,无论是技术效率还是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都开始显著为正。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仍然较低,技术效率的贡献率和增长率仍然低于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和增长率,表明深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对于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视程度仍然低于对外生技术进步的强调程度。

  根据对深圳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以及对要素增长贡献的定量分离,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与全国经济增长方式类似,深圳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赖的仍然是“外延式增长”,这种外延式增长最主要的体现于资本投入,对资本生产力的释放是深圳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力量。

  第二,以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为源泉的深圳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缓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其中技术效率的贡献率和增长率又相对低于技术进步,表明深圳正从“资本为主的外延式增长”向“外生技术进步为主的外延式增长”转变。

  第三,资本和劳动等传统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下降,随着全国其它地区经济逐渐赶超,流向深圳的资本和劳动增长率显著下降,侧面反映了资源总量约束情况下,经济先行地区开始遭遇资源约束困境,经济增长率随之而下降。同时,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增长率和贡献率相对仍然较低,表明深圳经济转型任务仍然艰巨。

  表3:对深圳特区经济增长的解释  

时期 

  经济产出 

  资本 

  劳动 

  全要素 

  生产率 

  技术效率 

  技术进步 

  1981-2011 

  24.6 

  20.3(81.2) 

  14.3(13.4) 

  5.5(5.4) 

  0.6(2.5) 

  4.9(2.9) 

  1981-1990 

  37.0 

  29.4(106.6) 

  23.1(22.3) 

  8.8(-28.9) 

  1.7(6.6) 

  7.1(-35.5) 

  1991-2000 

  23.5 

  20.9(72.7) 

  16.2(12.6) 

  3.5(14.7) 

  -1.0(-3.0) 

  4.5(17.7) 

  2001-2011 

  14.4 

  11.5(65.8) 

  4.47(6.1) 

  4.2(28.2) 

  0.8(4.1) 

  3.4(24.1) 

  注:表格中数字为各要素年均增长率,括号中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贡献。

  四、结论:经济特区转型的路径选择

  根据第三部分的计量分析结果,即使像深圳这样的先行地区,民营经济较内地远为发达,市场经济体系也更为健全,但造就深圳奇迹的主要因素仍然是依赖大量资源投入。众所周知,率先开放、政策优惠和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在深圳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圳借以吸引了大量外资和内地劳动力,从而获得了充足的资源投入。但是如果仅仅将改革开放和政策制度作为成功经验示范给其它地区未免太过笼统,实证经验显示深圳经济增长方式仍然以粗放的资源投入为主,资源使用效率并不高,表明深圳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仍然有待深化,全国的经济转型任务则更为艰巨。

  随着原有增长方式的效用递减和增长潜力逐渐耗尽,深圳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要求新的制度变革和转型,否则,深圳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便会逐渐衰竭,经济特区的使命恐怕也会真的终结。根据第二部分建立的转型模型,类似深圳这样的发达城市具有转型的内在优势,同时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也为经济转型提供了内在动力来源。在转型路径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制度变革的机会成本也相应增大,许多既得利益者因此对深化改革持保守态度甚至阻挠改革。另外,许多期望从制度变革中增进个人收益的市场参与者却没有能力或动力促进制度创新,因为他们无法保证完全或大部分占有创新收益,反而不得不承担创新的大部分成本。舒尔茨(1990)认为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17]。但在深圳,大量外来劳动者长期享受不到户籍人口同等的待遇,民营企业家逐渐面临更大的创业和经营压力,包括用工成本、环境成本、土地成本以及不断增多的税负成本,实体经济的萎缩客观上增加了外来资本和风险资本的投资风险,结果导致各个市场参与者对经济持悲观或观望态度。因此,深圳未来的转型首先需要激励和保证最广泛的市场参与者和要素所有者的一切正当权益,促使和激励更广泛的市场主体主动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主动参与到产业分工体系,形成参与式发展,突出和保证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异质性,促使他们自我实现和价值提升。也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掠夺性政府的产生,坚定经济主体的未来预期。

  在此基础上,转型更应着力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强化社会和民间力量,鼓励企业,特别是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到社区生活中来,推动各类社会团体组织的发展,促使社会和全体公民共同关注经济可持续发展,关注人类共同的家园和未来,最终形成以社会规范力量约束和激励经济主体高效、合理利用资源,实现经济转型。此外,社会资本的积累将有利于发挥行为主体间的协调与互补作用,通过社会自身解决社会问题和内部矛盾。良序的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将产生强大的社会力量,促进社会规范的自发演化,从而降低严重的社会冲突,为经济转型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① 在经典经济学理论中,将资源约束单独提出来似乎是多余的,因为一切经济行为和决策都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计算,然而其中隐含的一点是所有决策的主体和基本单位都是单个行为人。对于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作为分析对象而言,资源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特征似乎不可避免。对于中国而言,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体现并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点,这是本文提出资源约束的原因,并且我们认为资源约束抓住了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核心背景和条件。其中资源又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指一国或一定地区内拥有的物力、财力、人力等各种物质要素的总称,土地、矿产、森林、海洋、石油、劳动力、资本、知识、信息等都属于资源范畴,因此,本文的资源泛指生产过程中所有投入的生产要素。  

  ① 青木(Aoki,2001)给出了这一结论的简要证明。假设,假定介于第1期到第期的时间内,A和B总是选择相同的样本,它们由介于第期和第0期之间的数据构成(),双方的资源使用情况分别为;接下来的的时期内,A和B总是抽取由先前从0到期的样本,那么A和B的最优资源使用数量分别是;在第期到第期之间,A的样本只包括从第期到第期的,B的样本只包括从第1期到第期的。那么自从第期之后,A和B的最优资源使用数量分别是,也就意味着一种均衡的实现。只要足够长,上述情形将以正概率发生,在个时期内均衡不能实现的概率是,当趋于无穷大时这种概率将趋近于0。  

 ①“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由社会学家科尔曼(Coleman,1990)提出,与此类似,格兰诺维特提出了“社会嵌入性”概念,在一批富有包容心的社会学家努力下逐渐形成了经济社会学这一新兴学科,开始了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对话及学科融合的进程,与之呼应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派。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许多传统的经济学问题得到了更加深刻的解答。在华人学者群中,周雪光(2003),郑永年(2000)等人在相关领域都做出了出色的文献。 

  ①关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地区更具实现经济转型的动力这一点,许多学者从其它角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以石磊,刘伟明(2012)为例。具体的,他们构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代表性居民的三方数理模型,其中中央政府为中性政府,地方政府关心自身升迁,代表性居民的效用由收入水平和环境质量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地方政府既可以选择直接促进经济增长(),也可以选择通过提供良好的环境质量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和努力方向决定了代表性居民的效用水平,居民满意程度又传导至中央政府进而决定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假设经济产出等于地方政府付出的努力,即为参数,交互项表示有限的经济资源在两个方向上存在替代关系。地方政府的决策依据为:为官员获得晋升的概率,为晋升获得的效用,为未获得晋升的效用。代表性居民的决策依据为:,其中期总效用的贴现值,分别为居民对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贴现因子,为参数。居民效用分别对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进行一次和二次求导后得到:,可知当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为居民带来更大的效用,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继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并不能产生更高的效用,居民转而关注环境质量的改善。据此,地方政府在两个方向配置资源将以不同方向的边际收益相等为依据(由的对称性可知)。然而现实中,政府在经济增长和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较此显然远为复杂,对政府角色仍须进一步加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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