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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城镇化、农村社区:新时期农户发展路径选择

——基于山东日照云台村城市化进程中三农户选择与分化的研究

作者:吴记峰  时间:2013-11-11   浏览次数:0

   城市化、城镇化以及农村社区建设,是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农村发展路向方面的几种探索,也是学界探求农村乃至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向。当然,三种路径之间既相互勾连、互为一体,又有所区别,甚至会相互排斥、互相对撞。那么,对于农村发展中的个体农户而言,城市化、城镇化以及农村社区哪一个才是最优的选择?学理上的争论显然已无助于问题的澄清,答案却正在由现实中的农户书写。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之中的农户在时代浪潮面前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的排斥并抗拒城市化,有的在彷徨与徘徊中逐步跟进,还有的则是迅速的接纳并融入到城市化之中,而不同的选择就决定了不同的命运,不同的选择也迅速的产生了农户间的分化。在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户的跟踪研究中不难发现,城市化是农户发展的最终路径选择,是农村发展的最佳路向。

  一、导语

  农民将终结,农村将消亡,这已经是学界不争的事实,也为当下万千个中国农村的消逝所证实。[1]那么。农民的出路在哪里呢?千千万万的农民在传统的村落消逝之后,又将到哪里安放自己?学界对此一直存在分歧与争论。周其仁等学者认为城市化大潮不可阻挡,城市化在人口集聚的同时具有强大的经济集聚作用,对于经济的发展举足轻重,必须大力发展城市及城市群(2012);吴友仁等学者着则呼吁积极发展小城镇,特别是农村集镇,认为小城镇才是符合理性的、有生命力的(1989);近年来,项继权等专家学者则对农村社区建设进行了大量研究,认为农村社区建设是解决农村社会发展问题、重构农村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路径(2011)。而对于城市化、城镇化、农村社区之间的优劣争论,大多是局限在理论层面,缺乏实证方面的考察与研究。本文就是尝试着以山东省日照市云台村城市化进程中三个农户的选择及其在十年变迁中的分化为例,对国家大战略以及时代大潮流下的农户最佳选择进行探讨,进而发掘农户发展的最佳路向。

  云台村,位于鲁东南的丘陵之间,距离市区20公里,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村庄。村庄原有407户人家,人口1356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家庭承包联产经营以来,村庄主要以苹果种植为主要收入来源,并辅以小麦、玉米、花生等作物的种植。在2000年之前,村庄外出务工人员几乎为零,是一个沿海却又非常封闭的村庄。村里年轻的农户几乎都有果园,虽然到上世纪末苹果销售行情很不尽人意,但传统的思维与强大的乡村舆论还是紧紧的将村民禁锢在了土地上,惨淡而又心怀希望的经营着。作为一个沿海城市的村庄,云台村的城市化还是相对走在了后面。这一方面是由于当地果园经济的牵绊;另一方面,也是当地齐鲁文化深厚的原因。传统愈深厚,走向现代文明就愈艰难[2]。直到2000年左右,日东高速公路横穿村庄而过,占用了村庄大量的土地,数十个农户的果园被征用。一时间,很多农户面临着新的生存选择,长期苹果市场行情低迷下的收入压力以及日益飞涨的消费压力也对村民形成了巨大的货币支付压力。而也正是高速公路修建过程中大量临时性劳动岗位的提供,让村民们尝到了务工的甜头,看到了新的盼头。于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村庄迅速进入了城市化进程之中,大量农民涌向临近的日照务工,部分农户举家搬迁,开始了凤凰涅槃版的华丽蜕变。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村庄45岁以上农户在城里买房的约18户,租房长期居住的约15户;35-45岁搬迁进城约36户;25-35岁搬迁进城约28户;而25岁以下新婚夫妇进城以及单身男青年买房者约11户。也就是说,十年间,云台村共有约108户农户搬迁进城,这对于一个只有四百多户的村庄来说,显然是一个较大的比重。

  当然,在这场表面平静却又对村庄发展产生革命性作用的社会变革之中,村庄呈现出了多样化的选择。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面对城市化的冲击,不同农户给出了不同的回应,从而在村庄范围内产生了形态各异的冲击-回应模式。更为有研究价值的是,不同的回应、不同的选择,在经历了十年的变迁之后,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态势,产生了显著地社会分化。而正是这种分化强烈的映射出了农村几种发展道路的优劣,为村庄农户的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村庄十年的城市化变迁也完全可以作为整个国家城市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云台村现在所经历的,正是全国大多村庄已经经历或即将经历的。而就笔者的观察与判断而言,云台村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个村庄,城市化进程还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由此,云台村城市化经验教训的总结必将对全国农村发展路向的选择起到启迪作用。

  二、选择与分化:三个农户十年城市化变迁

  在城市化进程中,面对完全陌生的事务与全新的挑战,云台村农户呈现出不同的态度,做出了不同选择。有的排斥并抗拒城市化,有的在彷徨与徘徊中逐步跟进,还有的则是迅速的接纳并融入到城市化之中,而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不同的命运。为了对比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本文选取了三个同一起跑线上选择却又走向不通道路的样本,以他们的家庭选择与发展为例剖析城市化进程中的多样光谱。选择农户作为考察对象,还是因为“除了家庭之外,没有一种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的变化如此敏感,能够如此明显地反映社会历史进步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困难与矛盾”[3]。这三个农户在2000年时几乎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都是四十岁左右,都是三口之间,都是有一个男孩,家庭收入与家庭积蓄也是大体相当。选择几乎都是在2000年作出,分化也就从2000年开始了。

  (一)农户A:排斥与抗拒下坚守

  农户A的男主人家境贫寒,几兄弟读书时成绩较好,但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未能继续学业。结婚后,倒是夫妻同心,辛勤劳作,小日子逐步过的有声有色。上世纪八十年代结婚后不久,小两口就开始承包果园,成为村里最早的一批果园户。期间,卖过豆腐,养过猪,贩过苹果,收过瓜干,甚至家里最辉煌的时候,男主人还与人合开了个果品公司,将村里的苹果托运到温州、杭州、宁波等地销售。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苹果种植不景气,生意也亏本,公司垮台,整个家庭陷入一时的困境,大起大落后的男主人思想也迅速趋于保守,开始甘于过传统的农民生活,勤劳苦干,省吃俭用,一分一分的为孩子盖房娶妻攒钱。也刚巧在这个时候,农户A几亩地的果园被征用,得到了一笔不菲的赔偿款。于是,2000年,农户A在村子里已经有人进城买房的情况下开始为刚刚十五岁的孩子盖新房。

  当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有本自己的帐。“那时候主要想着先正好用果园赔的钱把房子盖起来,再攒个五七六年的正好可以给孩子娶上媳妇,庄户人还有什么念想呀,给孩子娶上媳妇,看上孙子,也就完成任务了不是”,“那时候,也有人开始搬到日照去,可是你庄户人没什么能耐的话,去了做什么呀,老的给你买上个楼,你自己每个正当职业,总不能天天啃楼吧”。就是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农户A花费了所有的积蓄在2000年盖起了村子里最好的新房,一时成为村里人的骄傲。盖完新房后,男主人也没有像其他大多村里人一样进城务工,而是继续在家里务农,搞养殖,靠微薄的收入维持一家的生计。然而,十年后的今天,村里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十年后的云台村,一切都变了,城市化进城已经搅动了整个村庄,云台人尤其是村里的年轻人不再愿意在村里子居住,进城已经成了村庄最强音。其实,农户A家的房子几乎成为村子里最后一批新房,之后的这十多年村里几乎就没有盖新房子了。对于男孩家庭而言,更大的压力在于,现在不到城里买房,找女朋友就会非常困难,农户A 恰恰就是遇到了这样的尴尬。之前的积蓄全都用在了房子上面,这十年家里种地、搞养殖、经营果园,遇到好年头能收入几万块钱,坏年头收支平衡甚至入不敷出,而这十年间又正是孩子上高中、读大学的十年,家里也就没有多少节余。而等孩子专科毕业后需要买房结婚的时候,家里连为孩子付房子首付的钱都拿不出来。家里盖的房子不说是增值,现在根本就卖不出去。没有房子,找女友也就成了困难的事情,三口之间再次陷入困境。“那时候哪想到这么个社会呀,还非要到城里买楼。现在就只能靠儿子自己了,我们也没什么能耐,赚不到钱,怎么帮呀。”

  (二)农户B:彷徨与徘徊中跟进

  农户B家男主人也曾是弟兄三人,年轻时候出去当过几年兵,退伍后娶了邻村的女孩做媳妇。结婚后,两个人过着普通的农村夫妇的生活,一年后,一个男孩如期而至,这也是计划生育强压下一大家子人最想要的一个结果。在农村,有了儿子,男人也就有了奋进的精神。男主人先是到自家兄弟开的乡镇企业跟着做了两年,企业垮台后,又从村里人手里承包了一块果园,由于管理得当,经营有道,果园效益非常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家里的收入逐步提高,也有了一定的积蓄。儿子一天天长大,两口子也开始跟大多父母一样,开始考虑孩子的终身大事。于是,两口子几经商量,在2002年托亲戚在镇上为孩子高价买了一块宅基地,并在两年后为孩子盖起了新房。

  他们的想法简单而朴素,就是不想再让孩子像他们一样在农村受苦,不希望孩子再务农,而是希望先在镇上为孩子占个地方,将来孩子大了去做点小生意之类的。“在镇上开个门头,小两口子守个生意,我们在家里种着地,离得又不远,没有面了回来拿面,没有菜了回来拿菜。家里油呀、菜呀、苹果呀什么的供应着小两口日子过的得多么好呀”,“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给看着,离得也近,送过来接回去都方便。该上学了就在镇上读,幼儿园,小学,初中,都方便”。也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农户B在镇上盖起了房子。盖完新房后,男主人为了还盖房子的欠款并继续为孩子结婚攒钱,利用自己以前的手艺,开始到城里建筑工地打工,也正是进城务工,让农户A家庭收入稳步提高,家庭积蓄不断增多,真个家庭似乎迈向了预想的幸福。然而,同农户A一样,当孩子真正到结婚年龄的时候,农户B面临到了同样的问题。乡镇虽然在交通、教育等诸多方面比村庄存在优势,但是相对繁华的城市而言,乡镇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还是有限的。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乡镇居民实质上与农民没有区别。再者,在乡镇上,工作机会还是少,做小生意又面临乡镇经济集聚效果低、经济效益差的困境。正是这个原因,B农户也面临着重新进城买房的压力,这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他们的无奈。

  幸运的是,这几年农户B男主人在市区打工,还是积攒了一些辛苦钱,镇上的房子又以当年的价格卖出。就这样,农户B在城市为孩子付了房子的首付,并顺利为孩子娶上了媳妇。又隔了一年,孩子有了孩子,老两口也就有了孙子。其乐融融的家庭也却继续面临着货币支付的压力,每月的房贷、基本的花销、孙子的奶粉钱,每一样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现在不像以前了,以前给儿子盖上屋、娶上媳妇就算完成任务了。现在哪有个头绪呀,养完儿子养孙子。养儿子就是养炸弹呀!”孩子都已经成了孩子的爸了,但是老两口还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农户的城市化需要的至少是两代人的辛苦。

  (三)农户C:接纳与融入中高歌

  同一个村庄,同一时期,农户C则是做出了不同的选择。2000年,农户C的情况与农户A、农户B大体相近。十多年辛苦的农业经营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少的积蓄,家里的五六万块钱几乎就是省吃俭用、“挤牙缝”积攒下来的。也正是2000年的时候,农户C家的房子因修建高速公路被征占,这也是云台村在高速公路修建中唯一被征用的民房。由此,农户C也是得到了一笔几万块钱的赔偿款。所不同的是,在新的选择面前,农户C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他没有为儿子在农村盖房,而是自己在村子里草草的盖了几间房子,将大部分积蓄节省下来,到市区城中村花了8万块钱买了一套平方。这一在当时还引起村里人非议的举措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几年后,新婚的小两口在城里定居了下来,并在房子不远处又租了几间房子,做起了小吃,早上买豆脑,中午晚上炒菜,小饭馆经营的有声有色,小日子也过的红火了起来。接触多了,老两口也发现了机会,两个人不再住在村子里,而是以前搬到了儿子那里,女的帮着干点饭馆里的杂事,并负责照看孙子;男的则在城市骑着三轮车收起了破烂。“还在村里干什么呀,累死累活的也赚不到钱。那真的是,在日照收破烂也比家里强百倍呀”。就这样,到2007年,孩子开上了小汽车,男主人也不再收破烂,而是帮着孩子买菜、洗菜,照顾小饭馆的生意,偶尔还会回村里来贩卖点苹果之类的农产品到城里去卖。就这样,一家人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孩子也已经俨然是城里人的做派,孙子更是一开始就进了城里的幼儿园,费用高一些,但还是家庭能够并且愿意承受的。更为喜人的是,当年八万块钱买的房子,现在价格已经翻了翻。当然,无论房子怎么增值,现在也是不舍得卖的,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一片城中村随时面临拆迁的机遇,一旦拆迁,就是至少两套的房子与几十万的赔偿款,这是农家人做梦都难以想象得到的财产大爆炸。也就是说,十年时间,整个家庭境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收入提高了,财产增加了,生活方式改变了,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了。

  现在农户C的男主人在云台村人看来,是很有主见的人,也是大家羡慕的对象。“吃不穷,喝不穷,主意不大才受穷”。村民C已经成了村里的引路人,偶尔回趟家,也总是做在家的家族内弟兄们的工作。“别在家里受罪了,赶紧买套房子吧,现在不买,以后还得涨。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孩子呀。现在谁家的孩子还住村里村呀”,“早买房子就胜过晚买的,早搬就比晚搬的强”。农户C的话朴素之中尽显睿智,也已经为近年来的社会实际所证实。但各家情况不一样,也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到城里去对部分农户来说还只能是一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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