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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爱巧:流向“公民”的农民工

作者:陈爱巧  时间:2013-11-11   浏览次数:0

  农民工是中国农民伴随城镇化进程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群体,他们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产业工人相比,却有“同城难同厂,同厂难同工,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的明显差别。新型城镇化的实质是改变社会结构。发展的成果,必须为全体人民共享。城镇化现阶段的主要目标应是发展小城镇。农民工流向城镇,加速了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应当将农民工组织起来,制度改革最根本最关键也最现实最长远有效的是还农民以公民权。

   土地承包经营使农村劳动力得到空前解放,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民工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对社会的贡献,不仅仅是经济学上劳动资源的充分利用,也不仅限于提高了的自身素质为“中国创造”打下基础,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由农民工现象引发的社会结构改变,加快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农民工流向城镇的同时,加速了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

  一、城镇化与农民进城

  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生产要素流动创造了条件。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如果农民因占有土地太少等原因而无法获得社会平均收入,绝大部分人就会理性地选择离开农业,进入城镇或从事非农产业。农民工,就是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变革过程形成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现象,从社会资源有效配置角度看,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得到利用;从农村社会长远发展角度看,则是人力资源外流。

  据2013年6月26日新华网“报告指出,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2.57%”。但许多专家学者考证指出,现在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只有35%。因为许多居住和工作在城镇的农民及其家庭成员,难以获得住房保障、就业、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福利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制度上他们不被认为是城市居民,严重影响了城镇化理论上应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

  二、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

  农民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活资料,已经不是主要来自农业劳动收益,而是非农劳动的工资性收入。第一代农民工并非“因饱求富”进城务工。“一亩三分地”上种地的低微收入(传统耕作南方一亩良田加上各项补贴500元左右),显然是难于维系生产和无力扩大再生产的。“只要种养业的平均日工资低于打工单价,富余劳动力和大面积贫困村的劳动力就愿意选择外出打工”。因此,农民寻求非农收入进城打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且,这种趋势短期内难于消除。

  已成为打工群体主体的第二代农民工,(或称新生代农民工),已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其内部结构已产生了较明显的分化或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没有属于自己的承包地,很少有农村生活经历或根本就没有种过地。他们具有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生活享受需求高、自我肯定程度高、渴望社会承认度高,但工作耐受力低、社会适应能力低、对社会现象具有较高的分析判断能力、对社会不公平现象承受力低等特点。新生代农民工已实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他们既要生存更要生活,“面包和玫瑰花同样重要”。90后成长起来的劳动力,更看重“白领”而非“蓝领”。这就提醒人们,应注重和加快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型。

  现在的劳务市场,频现用工单位“拉人”的景观。但这并不说明“刘易斯拐点”真的到来。实际上,我国的“人口红利”并没有这么快就吃完。我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由“蓝领”向“白领”转变的就业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效用和目标函数差异,导致了劳动供给函数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缺口”。这是“民工荒”现象的内在因素。不容忽视的现状是“用工荒”现实的另一面,是大量农村甚至城镇的劳动力闲置。当下的“用工荒”,实际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短缺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短缺,常使许多农民工在找工时耗费大量时间。这种现象常被解释为摩擦性失业,而部分掩盖了农民工作为劳动力闲置的事实。农民工(劳动力)闲置(失业),从经济学来说,是劳动力资源的浪费;从社会学来说,是在催生无产者阶层;从政治学来说,则是应深度安抚的一个群体问题。劳动力问题解决不好,浅说空耗国力,延滞经济发展;深述动摇根基,酿就动乱。毫无疑问,如果出现大量的农民工较长时间失业,整个社会将难于有序运行。

  城市和用工企业是既得了“户籍红利”又得了农村“人口红利”的。因此,在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上,理应有所作为。作为城市,应该尽量给予农民工以市民同等的福利待遇。作为企业,现在最直接最现实的就是:一是按时按标准发放工资;二是在“五险一金”上应该表现出企业应有的姿态。但国家统计局对2012年农民工的抽样调查(下同)显示: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4.3%、24%、16.9%、8.4%和6.1%。显然,这样的比例与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相距甚远。

  农民工现象,揭示了“种地不赚钱”(传统农业效益低下,农村人均所占生产资料少,如人均耕地不到一亩)、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不畅(农民进城“门槛”高、城市“只统农村的地,不筹农村的人”“要地不要人”、“并没有做发好充分接纳‘新市民’的准备”)、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失范、解决三农问题任重道远等现实矛盾。

  “包产到户吃饱肚,外出打工致了富”,但只有10%左右“进到城里落了户”。因为绝大多数农民工没能积蓄到转为城市市民最起码的经济能力。与产业工人相比,存在“同城难同厂,同厂难同工,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的明显差别,更难于与当地市民一样,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是:农民工月均工资为2290元,较2011年增长11.8%。这仅为本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30%左右。2300元左右的工资,实际只能基本满足其本人在城市生活开支。而按一般理论,正常的工资水平应是:一个工人正常工作情况下,其收入水平应能基本满足一个家庭的生活开支。这就是说,如果按家庭人口3.5人计,月均工资最少应在5、6千元以上。换句话说,农民工创造的价值与工资水平是极不相称的。

  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农民工在一个单位连续工作3年以上的仅占20%左右。由于社保关系转接手续繁杂和高流动性及收入的不稳定性,导致了农民工群体参保率低的现实。这从侧面反映了提升农民工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5.1%。农民进城打工,对城市发展贡献青春奉献力量,而城市并没有作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到了40多岁,体力精力透支差不多了,找工就困难了,就只能“打道回府”,成为城市过客回农村养老。

  城乡同等劳动力做同一工作,获得同等薪酬的背后,是城市以低付出——即仅仅以购买此项工作的劳动价值等值的货币,买到了农村劳动力的黄金时段,而由农村负担劳动力的培养成长费用及失去劳动能力后的养老费用。换句话说,就是农民工在付出劳动得到工资的背后,农村流失了劳动力培养成长及养老费用。城市无偿地占据了这部分对农民来说隐性流失资金。即使有农民工在城镇定居下来,那也只是相应减少了养老费用,而不能避免劳动力成长费用的流失。农村人不能真正融入城市,只是青壮年为城市发展贡献青春奉献力量,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目标远没达到。

  一个常被人忽视的事实是,农村孩子即使读了大学,到城里找工,也只能以“派遣工”身份进入企业,干得再好也难于“转正”。“派遣工”与正式工在工资福利各种待遇上,差距是巨大的——实际就是白领农民工,尽管他(她)们接受过高等教育、手握大学文凭,“知识改变命运”似乎是上辈子的进行时,而现在成了过去时。这个使农村人反思投资教育的问题,实际反映了出社会层阶固化后上升渠道堵塞的社会现实。

  农民工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员,既要接受来自务工地政府的各项管理,又要接受户籍地政府的各项管理,现在政府虽然想方设法提供各种政策优惠,但效应往往被来往城乡间的差旅费和所耗时间所抵消。。从政治学角度看,比可能丢失岗位更为严重的是,往返于城乡之间,农民工在不知不觉中使参政议政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到不同程度地流失,亦即社会学所指的社会角色边缘化。由于家眷不能随同进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代表二元社会的制度改革的滞后,产生了一系列诸如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临时夫妻、农房空置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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