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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改革

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智慧

作者:张雷声  时间:2017-04-17

  摘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习近平依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在总结我国治国理政实践经验和借鉴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能够表达中国话语、彰显中国风格、体现中国特色的蕴含着丰富而深刻中国智慧的理论成果。习近平的国家治理思想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的总体概括,也是对21世纪以来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所做的顶层设计的精辟概括,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标识性概括。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秉承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现代化思维方式,它以人民性与国家性的统一为基础,寻求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途径。

  关键词: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府和市场

  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完善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习近平依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在总结我国治国理政实践经验和借鉴西方国家社会治理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能够表达中国话语、彰显中国风格、体现中国特色的蕴含着丰富而深刻中国智慧的理论成果,充分反映了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思考、新探索,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问题的崭新而深刻的认识,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新篇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谈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时特别强调,要围绕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他的国家治理思想的提出和阐释,正是对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充分体现。

  一、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话语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治理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全新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探索之路。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问题的探索继往开来、砥砺前行。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发展的历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善于学习、勤于探索、勇于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汲取了“极左”时期党政关系失衡、人民权利丧失、社会秩序混乱的教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形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独特优势,取得了国家治理的重大成果。但是,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各阶层强烈的治理愿望,国家治理仍然存在着许多亟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所以,习近平强调说:“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1](P548)国家治理的理念如何走向现代化、国家治理的主体如何走向多元化、国家治理目标如何走向人民本位、国家治理方式如何走向规范化、国家治理手段如何走向法治化等等问题,无疑成为国家治理中的重要问题。

  综观国家治理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如何才能准确地概括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讲清楚我国当前存在的问题,又如何才能揭示出未来的发展走势,运用中国话语进行概括就显得尤为必要。所谓中国话语,即中国“场域”中的话语,不仅是要用中国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话语体系来表达中国自己的实践,提炼中国自己的“标识性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随着我国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中国必须在国际舞台上用中国声音“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接受中国”,通过中国话语所包含的内在逻辑、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因素放射出影响力。习近平用“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中国的实践做了新的概括、新的表述。他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指出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P547)“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1](P54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P547)以“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来概括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既说明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反映了国家、政府在改革中角色定位的合理性、准确性、科学性。习近平的新概括、新表述并非舶来品,而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的总体概括,也是对21世纪以来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所做的顶层设计的精辟概括,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标识性概括。这一关于中国自己事情的新概括、新表述,以中国话语展示了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中国风采,融通了中国学术与中国实践的关系,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所接受,真正体现了“任何科学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的意义。[2](P33)

  在我国学术界,有些学者在研究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时,为了阐释清楚国家治理的含义,易于从西方的学术中找渊源,将其与西方的概念如社会治理、社会管理,甚至国家治理等结合起来对比地进行研究,这一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借鉴西方相关概念内涵的合理和有用之处来推进中国“话语”的丰富和发展,而恰恰出现的是相反的效果,即在中国话语中找出西方话语的痕迹和味道,要给中国话语贴上西方话语的标签,这无疑是对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不科学的解读。习近平的国家治理思想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演进,是对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全新视角的深入思考,也是与中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属性、价值观念紧密联系的。理解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话语表达,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坚守联系起来。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P105)“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P547-548)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3](P105)就成为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非是西方学者所谈的如行为准则、伦理规范、风俗习惯等具体规则,它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成的一整套的紧密相连、互相协调的国家制度,包括社会制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约束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带来的弊端,调节着个人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性、不合理性等,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和价值目标起着根本的保障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中,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辅相成,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完善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群众基本的经济权益和生存条件的保障,对人的潜能、创造力发展的促进,以及能够保证一切积极因素的调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的有效性等,必然要求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只有遵循并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有效治理国家,只有以一整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对国家治理有一个明确的、正确的方向性定位,也才能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正因为如此,习近平一再告诫全党,“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3](P104)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指引下建立起来的、能够体现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它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认可、共同遵循、自觉践行的主流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在多种价值观念中居于统领、引导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基本特征,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源于中华民族在自身的长期发展中对核心价值观的坚守,也基于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坚守。没有这份坚守,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那么,如何坚守?习近平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3](P106)由此可见,习近平在论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二者关系时,明确强调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民族含义和中国意义。

  二、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风格

  当前,中国风格的建构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诉求。所谓中国风格,是以中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为基础,蕴含着大量中国元素,并适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要求,有自身独特的魅力。习近平的国家治理思想以中国元素即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演化、人民为中心等为表现形式,彰显了中国风格,正如他所强调的那样:“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3](P105)

  习近平的国家治理思想源于中华五千年历史发展的思想精华,体现了继承性、民族性。他认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文化资源,是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重要特点。在对国家治理思想的阐述中,习近平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应用和创新性发展。他将司马迁《史记》中的“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创造性地应用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强调了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将孔子《论语·子路》中的“和而不同”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的外交,以多样化统一和统一中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彰显了中国外交的新理念;他对《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韩非子·诡使》中的“道私者乱,道法者治”等进行了创造性的应用,说明了民心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人民利益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法治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关联;等等。

  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滋养国家治理的思想精华做了精辟的概括,他指出:“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4]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体现了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积累的丰富思想智慧和理性思辨,而这种文化养分一旦与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结合,带来的则是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这对习近平的国家治理思想产生着深深的影响,从而使他的这一思想展现了中国的独有魅力。

  当然,中国风格并不排斥从其他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中广泛吸收有益的养料,习近平一再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了我们的民族特色。习近平的国家治理思想同样也是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的养分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断汲取各种文明的养分,并不意味着丧失了自己国家的民族性。为了更好地彰显中国风格,坚守民族精神,就要善于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唯有如此,才能将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和实践鲜明地展示给世人。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有主张、有定力”,[3](P105)这个主张和定力就是: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绝不放弃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国家治理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

  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体现了人民性。他从来都认为,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替谁说话,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依靠谁、为了谁、谁享有,是国家治理中审视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的一面镜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在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人民性的体现主要表现在:必须以人民为主体,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进行国家治理的积极性;必须以人民利益为一切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必须坚持“以百姓心为心”,深入实际、关注人民的呼声、人民的需求、人民的愿望,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为人民创造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必须以人民满意为唯一标准,把人民作为发展成效的最终评判者。对此,习近平做了很精辟的概括:“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3](P154)

  国家治理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要求上看,习近平的国家治理思想直指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1](P549)我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不断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中向前推进的,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能力也正是在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中逐步提高的。

  考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历程,我们会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上,彰显了国家治理的中国风格。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500多年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始终是围绕着市场自由和国家干预展开的。当市场自由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需要解决时,国家干预兴起,政府必须以宏观调控的手段来调控国民经济、刺激有效需求,促使经济良性发展;而当国家干预的盛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些社会弊端之后,市场自由又重新崛起,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在要求减少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干预上发挥着作用。我们由此看到,西方国家在市场自由和政府干预关系的处理上总是偏执一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就是在市场自由和政府干预的交替作用中发展的。不同于西方,我国在市场自由和政府干预关系的处理上则是在寻求政府和市场之间相协调的平衡点,因而经历了一个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改革之初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转变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然后进一步转变为“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再发展到今天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个过程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阶段性特征,以及经济成分多元化、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组织多样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的实际状况进行不断改进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党的十四大以来这20年间“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的过程。[1](P498)这一过程反映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任何规律可遵循的情况下形成的,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过发展的“试错性”、实践的“实验性”、认识的“趋深性”渐进改进的,是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表明了国家治理的定位不断走向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从而彰显了国家治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中国风格。

  三、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特色

  何谓中国特色?这个学术界已讲了多年的、看似简单的命题,要给出一个简洁的、鲜明的答案,还真是不那么容易。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谈到全面对外开放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宣传阐释中国特色,他强调,“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3](P155-156)这四个“讲清楚”,既体现了继承性、民族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基本国情等融通生成中国特色;也体现了原创性、时代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学理性与实践性的结合、宏观顶层设计与具体操作对策的结合等融通生成中国特色;更体现了系统性、专业性,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的建设和创新融通生成中国特色。由此来看,中国特色就是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反映时代主题、实践要求、自身特质。习近平的国家治理思想真真正正地反映了这些方面。

  首先,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特色表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本质属性及其演进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组成内容。国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伴随着阶级而产生,也随着脑体分工和阶级的消失而消亡。在阶级社会中,国家的内部职能是政治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的统一,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也履行着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科学地解释了国家的起源、性质和职能,以及国家在未来发展的趋势。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实践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1](P548)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掌握了政权以后,不断地探索这个问题,也曾经受过严重挫折。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指导,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索。他强调,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国家治理作为一个大系统,涵盖了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包括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等等;他强调,国家治理主体必须多元化,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各社会主体参与国家治理,实现国家、社会、公民协同共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他强调,国家治理的本质就在于改变以人治为重点的治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涵盖了科学治理、民主治理、制度治理、法治治理等等。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阐释,体现了对国家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其次,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特色表现在,它秉承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现代化思维方式。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5](P116)到60年代中期,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将“四个现代化”公之于世,“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6](P439)后来,在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四个现代化”又一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样,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成为鼓舞我国亿万人民团结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基础和精神动力。习近平深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思维方式的鼓舞,面对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观念与价值取向日趋活跃、各种风险与挑战日益增多的新形势,把现代化思维方式运用到国家治理之中,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在当前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途中,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着深刻变化,我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国家治理要跟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就必须提升应对各种困难、风险和挑战的能力,就必须具有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能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1](P15-16)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反复出现的产能过剩一直困扰着经济的发展。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众所周知,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的突出表现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而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这“三高”的出现是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政府行政力量的直接推动使然,特别是在钢铁、水泥、造船等基础性制造业,政府的投资规模巨大,从而政府干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能力过强导致了产能过剩。仅此分析就让我们认识到产能过剩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密切关联,而这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则至关重要。在剖析产能过剩反复出现的原因并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反思政府的行为,无疑给国家治理如何走向现代化带来挑战和启示。因此,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再次,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中国特色还表现在以人民性与国家性的统一为基础,寻求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途径。人民性的重点是人民利益,是人民利益的最大化,是人民在发展成果的共建共享中有最大的获得感。但是,应该看到在今天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国家的情况下,人民性与国家性是相统一的,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国家利益集中体现了广大人民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与人民利益的最大化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深怀爱民之心,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必须恪守为民之责,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必须善谋富民之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民为国之本,国以民而存;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保证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的前提下,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一是政府短期的政治绩效与长期的经济发展绩效的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经济肌体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需要长效性,经济发展需要持续性,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但是,政府(官员)则希望在短时间内就能产生显著的政治绩效。短期的政治绩效与长期的经济发展绩效的关系处理不好,就必然会出现政府在经济干预上搞短平快、搞大拆大建,而对于那些能够提升经济实力的实体经济、高端产业链等不够重视,导致经济发展受损。二是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问题。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可以“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1](P513-514)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都可能存在着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这就需要市场以外的力量来调节。政府必须发挥其公权力的优势和宏观引导的作用,引导市场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必须发挥服务和监管的作用。显然,市场定位在提高经济效率上,而政府则定位在宏观经济引导上。三是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分权的问题。政府职能的合理界定和边界的合理划分,决定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走向。限权、放权、分权的有效性是什么?能否实现“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能否做到向市场、社会、地方放权,处理好“政府间的关系”?如何能够在体制上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三权分设”?等等。总之,这三个方面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也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

  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所体现的中国特色,从不忘本、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角度,为我们从战略高度、目标维度理解国家治理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努力实现“两个百年”的目标,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指南。

  (参考文献略)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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