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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亚洲胸怀”

作者:王健君 王仁贵  时间:2011-04-18   浏览次数:0

“在亚洲,可以感受到一种形势大好、高枕无忧的气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摩根斯坦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观察到,随着危机后亚洲经济率先复苏,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亚洲地区散发着或明或暗的自满气味。

这种情绪可以理解。按照购买力平价标准衡量,亚洲经济的全球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足20%,已经上升到2010年的35%左右,特别是过去五年就提升了5个百分点。按照这一趋势,未来10年内亚洲经济的规模将会超过美国和欧洲经济的总额。

“近年来全球经济重心东移已成为国际社会热点话题。”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李向阳认为,如果成真,“这意味着过去200年间欧美经济主导全球经济的基本格局将会彻底改变。”

然而,与此相伴的,却是亚洲继续甚至加深成为全球最动荡不安和潜在冲突最多的大陆。尤其是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宣布重返亚洲战略以来,朝核问题、中日关系、南海问题、东盟自贸区以及中印关系等等亚洲难题,正在相继取得重大进展时,纷纷急转直下。

即使在经济领域,如果以能否主导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和拥有可持续的自主增长为标准,衡量全球经济重心,毫无疑问,战后66年,亚洲并未根本改变自己围绕“西方世界”运转的“边缘”地位。

也因此,当2010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上众多嘉宾和媒体宣称,金融危机中的世界应该更多“倾听亚洲的声音”时,有人调侃,“什么是亚洲?亚洲在哪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为此痛心地说,“拉美以及北美构想建立自由贸易区,欧洲人谈论建立欧洲合众国,非洲联盟希望成为非洲合众国为何独独没有亚洲合众国呢?”

潘基文给出的答案是,迄今为止,亚洲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市场,也是唯一还没有地区融合和共同市场的大陆。李向阳忠告说,对亚洲来说,要成为全球经济重心,改变全球财富的分配格局,需要彻底改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理念,“国际金融危机为亚洲经济发展模式和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变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错过这一时机,亚洲经济成为全球经济重心的希望将会沦为幻想。”

亚洲经济的病理

“后危机时代,亚洲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缺少最终消费市场。”在李向阳看来,这是一个国际共识,背后就是亚洲经济对区域外市场的过度依赖。据其介绍,亚洲市场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大概占2/3,也就是说亚洲国家最终用作本地区消费的实际上只有1/3。

更具体讲,亚洲经济依靠的是美国市场和部分欧洲市场。这种由美国过度消费拉动亚洲经济出口导向的高速增长模式,随着金融危机结束,要求美国包括欧洲都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相对应地要求出口导向的亚洲增加内部消费,降低储蓄。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出口导向型国家面对的挑战,绝不亚于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

事实上,这只是国际金融危机下,虚胖的亚洲经济的表征而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为《瞭望》新闻周刊“把脉”了亚洲经济的病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亚洲发展,基本上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单一的、各自为政的发展。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如今是南亚,出现了一系列发展型国家。发展的“奇迹”和“故事”到处都是。但是,这样的发展加剧了对资源、市场的竞争和争夺,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跨国问题、地区问题。

“目前亚洲国际对话中谈论的跨国‘非传统安全’问题,除了全球化因素,主要就是这种发展的结果。没有地区协调的发展,必然导致发展的竞争和冲突。国家发展的差距导致了新的地区不平衡,一些国家担心另一些国家的发展。”庞中英将发展主导下的亚洲出现的严重问题归为三个方面:

一是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在许多地方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进步;二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基础的发展对生态环境构成巨大的压力。亚洲生态环境普遍恶化,发展的可持续性成为严重问题;三是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发展严重不平衡。亚洲一些人口较少的经济体的经济规模甚至超过一些人口大国的经济规模。在许多亚洲国家的内部,发展不平衡十分普遍。

按照李向阳的分析,最终这些问题对亚洲的健康形成了强烈的制约:亚洲区域内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格局难以改变;多数亚洲经济体还受制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约束和未来全球气候变化规则的压力,在国际分工链条中难以完成跨越式的发展;亚洲统一市场的建立存在诸多障碍,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无法形成共同的立场。

最令人尴尬的是,亚洲在全球经济政治社会方面“话语权”的严重缺位。这种“话语权”在李向阳眼中就是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主导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主导规则的制定能够给规则制定者带来巨大而额外的利益。”而现在,尽管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遭受了重大冲击,这些规则的主权者仍然掌控在美欧发达国家手中。

只要规则主导权大部分掌控在西方国家手中,即使亚洲经济规模超过全球经济比重的50%以上,在李向阳看来,全球经济重心也不会转移到亚洲,亚洲经济的发展也仍然不得不依赖美欧经济。

也正是看到了亚洲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裴敏欣对“亚洲崛起”不以为然,“尽管亚洲硬实力提升很快,但其软实力则相对缺乏。美国的霸权不仅由于美国空前的经济及军事实力,还由其一系列深刻的思想来保证,如自由贸易,多边协商制度等。”

“唯一还没有共同市场的大陆”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战后六十多年来久盛不衰的“亚洲奇迹”,被比喻为连续不断的“雁阵式”亚洲经济发展模式。但现实意义上,与其说这是一组经济传奇故事,还不如说是生产流水线在不同国家的延伸和扩大。因为“亚洲奇迹”从来都缺乏建立在制度层面的地区合作和区域协调,无论是日本、四小龙、东盟和现在的中国与印度,从来讲述的都是国家和民族的奇迹。

按照中国前驻美大使周文重的分析,亚洲区域真正发展,始于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亚洲层面上的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转折点就是2001年:2月,以亚洲为立足点的地区论坛博螯论坛在中国海南举办;6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在“9·11”袭击事件之后,即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达成协议,决定在十年内签署自由贸易协议

然而,回顾十年来亚洲地区合作,李向阳认为,有诸如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这样的重大成绩,同时在许多领域也表现出裹足不前。过去十年,亚洲的区域进程速度非常快,区域贸易协定数量迅速增加,但迄今为止亚洲地区区域经济合作仍旧存在重大缺陷,没有形成整体的协定。

且大多数都是双边的:东盟与日本、东盟与中国、东盟与韩国、东盟与印度、韩国与印度、正在谈的日本与澳大利亚等。这种双边自贸区协定数量增加的同时,没有真正使亚洲地区区内贸易数量比例大幅增加。

李向阳举例说,过去十年中,亚洲区内贸易比例一直维持在50%到53%之间。按照经济学逻辑,自贸区协定的增加应该扩大区域内的贸易比重,实际上亚洲的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亚洲没有统一的涵盖整个地区的自贸区区域合作框架,因此亚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无法形成统一的立场。在多哈回合里面、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中,亚洲国家都没有形成统一的立场,反而跨地区的“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站在了一起。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潘基文也因此将亚洲定义为“唯一还没有地区融合和共同市场的大陆”。

经济上的四分五裂,实质上是政治四分五裂的表现。庞中英为本刊记者揭示了难堪局面的根源,“仔细分析亚洲的国家体系,让许多民族主义者和亚洲主义者难以接受或者不愿意面对的一个最大现实是,‘域外霸权’的美国,居然是亚洲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最重要国家,亚洲不正常地、不合理地以非亚洲国家的美国为中心。”

2009年,美国决定重返亚洲战略,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顺利实施,就与其这种特殊地位密切相关。也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上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作为周边绝大部分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按理说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合作应该是深化的,但是经济上的联系加强并没有导致政治上的同步深化。这充分诠释了为何亚洲区域合作难以一体化的政治根源。

内部的猜忌和外部力量的介入,使得亚洲地区秩序呈现出缺少“地区结构”的显著特征。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对此评论认为,“东亚还尚未决定其地缘政治的未来:是如同20世纪的上半期的欧洲,还是20世纪下半期的欧洲?” 

来源:《瞭望》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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