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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博士制度"四问"及改革建议

作者:杨斌  时间:2017-01-09

 

  高等院校积极参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提高博士研究生教育水平是其中一项核心任务。研究型大学中高质量的博士研究生教育,承担着培养高层次学术创新人才的使命,博士研究生教育最重要的产出———博士学位获得者,无疑将成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重要的生力军;而博士研究生教育过程中产出的学术成果,也有可能为创新驱动提供充满活力的知识输入。

  我国学位制度实施30多年来,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成绩有目共睹,特别是高校现有师资主力受益于此并仍旧会持续、长期受益。继往开来,博士研究生教育也存在一些亟待深化改革之处,特别是在着眼于更有效地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方面。改革的关键是把定位找准,把逻辑搞对,把体制理顺,把动力激发。本文将反思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路径,把握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本质规律,向现行博士研究生教育管理制度提出“四问”,以求相应问题得到教育同行的关注与探讨,并及时推进必要的相关改革。

  问题一:

  博士生类型还应分为普博生与直博生吗?

  现行制度中直博生与普博生的区分广为人知,事实上人们也都认同。但无论是普博生还是直博生、全日制博士生抑或非全日制博士生,他们的培养质量标准应该是一致的,即检验其获得学位时的质量是否达到了学校设定(也有人认为应该是国家设定)的要求。普博生和直博生是在招录时就确定的,区别在于录取前是否已具有硕士学位,普博生多了一个需要具有硕士学位的硬性条件,而直博生是来源于应届本科毕业生的推荐免试。入校后,两者的培养方案在学习年限、课程设置、资格考试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不同。一般而言,直博生的课程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基础性、广博性和前沿性,其资格考试与这些课程有关,也更为规范。

  然而,事实上普博生在入学时并没有检验之前硕士阶段的学习是否为博士学习阶段做了有效的准备。比如存在这样的现象,有的普博生在硕士阶段所学的专业与其博士阶段不同,但因为是普博生,按照培养方案通常可以选修较少的课程,以更短的修业年限获得博士学位。尽管导师确实可以结合普博生已有的知识基础和研究需求来要求他们修读更多的课程,但由于不是制度要求,完全取决于导师和学生的互动。又如,在海外获得大学学士学位的申请者为了攻读国内高校的博士学位,则必须先获得硕士学位,无论该学位是学术导向的,还是职业导向的。这就完全歪曲了制度上设定这样一个条件的本意———硕士阶段是为博士阶段打下学术基础的。这些现象既浪费了学生攻读硕士学位的时间成本和培养资源,又没有使他们获得在进入博士阶段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训练,这额外获得的硕士学位不但实质上滞延了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速度,而且学生在培养过程中还大多失去了系统性修读对直博生要求的课程的机会,并进一步导致普博生的资格考试由于缺少了直博生的那些与课程紧密相连的、要求明确的考核内容,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变得不够严肃、不够规范,直接影响培养质量。

  现实中,一些学校为解决上述问题,采取了所谓“硕博连读”“提前攻博”等修补方式来妥协于现行政策的做法。但“硕博连读”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硕”存在呢?为什么不能单纯是一个“博”呢?所谓的“硕博连读”,无非是当学生的学术水平无法达到博士学位要求但能达到硕士学位的要求时,可以申请硕士学位。这样做法的前提是默认硕士学位的要求低于博士学位,将硕士看作是“基本版”或者“缩略版”的博士,这个定位正确吗?博士有博士的培养规格,硕士有硕士的培养标准,博士学位与硕士学位不应该是简单地认为孰高孰低,而要强调培养目标的差异和区分。

  更有效的制度设计是,学术型博士生的招录条件不应简化为考生是否有硕士学位、是否有工作经验、是否是应届本科毕业生,而是应该在考生具备学士学位(极其特殊的情况也可打破)的一般要求基础上,全面考核其在接受博士研究生教育后是否具备学术创新人才的潜力。即使有的学科认定申请者须具有硕士学位,以对博士阶段构成一个学术基础,那么这个硕士学位的要求应严格控制为本领域、学术型。更重要的是:这个要求不该是在国家层面、学校层面决定,而应由某个学校内部的学科层面来决定,作为申请条件中的局部要求。

  问题二: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博士学位还应该存在吗?

  2016年9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教育部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实质贯穿其中,即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要坚持同一学位、同一要求,即重视对产出的评价,不能因为是非全日制的培养方式而降低学位标准。目前的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工作,是通过申请人员几篇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一篇学位论文来判断其是否达到博士学位的标准的。然而,论文是否能体现博士生培养的全部或重要的产出?是否能判断其所经历的学术训练达到了完整性和有效性?这蕴含着对于博士阶段培养实质的全面理解。

  尽管现行制度中很多做法将博士生培养质量与博士学位论文质量捆绑在一起混为一谈,但二者实属不同,并需要清晰分辨。教育者不可低估培养过程中诸多培养环节对于博士生学术训练的作用,对于培养其成长为能够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并在相应领域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重要作用,博士生所经历的整个培养过程具有不可或缺性。例如选题环节,究竟什么可以称为一个好的选题训练?在评价好坏之前,首先要看看设置选题环节的用意何在?是为了通过这样一个培养环节,培养博士生发现学术上的“真”问题,并将其提炼升华为一个学术研究课题的能力。而选择一个“安全”的、师兄师姐延续下来的、容易通过的选题,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选题训练。在选题训练的过程中,百折不挠、经历一些挫折、一次又一次地推翻与重建,这样的过程恰恰是学术训练的有机组成。

  除了培养环节,同样不能低估一些培养过程中的经历对于博士生成长的重要性。例如博士生参加国内外学术研讨会,结识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审稿、会议组织等学术服务工作,从而与学术社群建立联系,逐渐融入学术圈,以一个青年学者的身份被学术圈接纳、认同。这些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培养环节要求,但对于一个真正的独立学者的养成至关重要,是博士生学术训练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诸如此类培养内容,是目前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工作所要求的一本学位论文或几篇学术论文无法涵盖、无法衡量的。如今,一个人的“学力”不一定非要用获得博士学位的方式来认可。院校可以用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方式来认可,也可以用聘请其作为兼职教授的方式来认可。

  同时,在坚持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同一质量标准的要求下,非全日制博士生倘若目前正在从事的工作不是与其博士阶段的研究密切相关的内容,将很难完整经历上面提到的那些学术训练。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非全日制博士生的数量与现在相比将会大幅度减少。

  问题三:

  通过资格考试的博士生还应称之为博士生吗?

  一般而言,北美地区的博士生在通过了资格考试以后,对博士生的称呼常常由PhDstudent(博士生)变为PhDcandidate(博士候选人)。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称谓的改变,这意味着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工作方式更倾向于是一个年轻的学者而不是学生。作为一个年轻学者,与导师及其他学者平等合作和讨论、参加学术会议分享自己的研究发现是再正当不过的生存方式。作为一个年轻学者,撰写研究计划书,申请前置性的研究基金也是再合理不过获得资助的方式,而以学业成绩作为奖学金评定的依据就显得不是那么合时宜。作为一个年轻学者,应该主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导师和其他研究人员应是从旁协助的态势。这些都与当他还是博士生身份时的状态有了诸多改变。

  对博士候选人培养阶段的各项政策制度,应该倾向于最大化地提升博士候选人的主体性、独立性、主动性,逐渐推动他们对自己的学术生涯进行主导。导师的角色更应像先入学术圈的前辈对待年轻学者一样,和博士候选人平等地进行学术探讨,对他们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发展进行引导,并帮助他们与学术圈建立联系,引领他们对学术领域有更为丰富的认知。对于博士候选人的科学研究工作,导师更多的应是一个人格平等的指导者和合作者,而导师与博士候选人的关系不是垂直的“依附”关系甚至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导师这个词,我们应该使用其全称———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是一个更有延伸性的名词,当它被缩略成导师这两个字的时候,在一定意义上隐含地嵌入着某种“独占性”,不利于鼓励更多的学术同行(有时候也有交叉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对该博士生的学术成长中。

  博士候选人的培养制度中,还应鼓励他们参与一定形式的教学工作,从而获得教学能力方面的训练,并进行教学评价。这些教学评价对于他们在取得教职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问题四:

  “考生”和“划线”这两个概念还应该存在吗?

  在2013年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中,指出博士研究生选拔要逐步推行“申请-审核”制。清华北大等一些高校已经全面实施这一制度。究其本质,“申请-审核”制究竟是要改变以往人们对于笔试的过分看重以及对于面试等主观评价方式的不自信,还是要改变人们头脑中对于面试的一些刻板看法。都有哪些不利于人才选拔的刻板看法呢?例如,面试时间总是短的,面试总是模式化的———面试者做个自我介绍,然后面试专家问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多是礼节性的、程式性的,有的人甚至把面试称之为一场“捉放曹”的游戏。但面试的本质是什么?面试是以能否达到对人才的有效选拔作为目的的,而不是以机械地走完这个程序为目的的。面试需要多长时间?它可以是15分钟,但也不排除是3小时甚至3天。面试中什么需要问、什么不需要问?一些与学术无关的、与人才选拔无关的问题无须问,反之应该敞开问,问尽、问透,要为了未来几年师生双方的付出、国家和高校资源的投入、录取此人而无法录取彼人的机会成本等负责任地问,同时也通过问问题帮助申请者进一步厘清学术发展道路。只有这样的面试,而非程式化的面试,才能给出一个对双方都负责任的录取承诺。

  “申请-审核”制中同样可以加入必要的、有效的笔试内容。应该认识到:笔试的内容没有必要全国统一,笔试的时间不一定要发生在面试之前,而是应该被用在最需要的内容上和时间中。采用“申请-审核”制时,审核的部分完全可以包含笔试的内容。人才选拔的过程不应是串联式的、单轨的、模式化的———笔试、划定分数线、复试、加总排序———这些以往熟悉的模式化流程。人才选拔的过程是一个综合衡量评判的过程,它有可能是并联的、多线程的、挖掘性的,最终达到的目的就是把可造之才选拔出来。

  面试专家对于申请者的人为判断,是“申请-审核”制中非常重要的参与因素,不能因为包含有主观性、甚至包含一些不可言说的人为因素就尽量避免。实际上,人的判断同样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此时的客观性体现在对于众多申请者在信度和效度上具有可比性;此时的科学性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科学精神,以及包括一些对申请者人文方面、学术信念等方面的把握,这些都是对申请者非常重要的考察因素,不应被排斥在人才选拔之外。当然,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要注意发挥集体的作用,并保证所有的过程有据可查。但在“申请-审核”制中一定要实行回避制度。教师应有这样的伦理意识,对于自己教过的学生、曾经的合作者以及类似一切有可能使自己做出有偏评判(甚至容易招致有偏评判的舆论指责)的因素都应该事先声明并回避。本校本科应届毕业生推免制度在设计之初,本是很好的“申请-审核”制,但应意识到这很容易产生对本校生的已知和对外校生的不知之间的不公平。因此,在研究生招生录取中,研究生院应发挥主导作用,研究生教育的举办单位在招生中应该认为自己是独立于其大学本科部分的。研究生院在所列报考条件中,应尽量避免各类“歧视性条款”,即在本校具备、而在他校无法具备的条件。

  “申请-审核”制全面实施后,“划线”和“考生”等长期存在的热词将不复存在,这是历史的进步。这些做法在一定发展阶段中保障了选拔的基本质量、基本公平,但它们本身并不是公平本体,更不应成为管理者回避矛盾、不愿担当的改革惰性的借口。用好“申请-审核”制,就是要负责任地通过更加全方位的考察,把那些真正具有学术志趣和创新潜质的学生选拔出来,给他们继续深造的机会,这是教育工作者应有的担当,不能逃避。

  以上四问,选取了现行博士研究生教育制度中涉及的招生选拔、修业方式、培养模式与质量标准四个管理细节。经过审视推敲,这四个管理细节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由于依赖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制度发展路径所带来的一些阶段性局限与补丁式改善。教育综合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发现与革除这些历史上曾经起到一定效果的症状解,回归教育的本质,代之以更为根本的系统解。

  在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道路上,我们应在充分认识以往成绩的基础上,继承发扬老一辈研究生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意识和创业精神,抓住历史机遇,制度性地反省发展路径,回归初心,探求本原,在深化教育改革促进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重要关头,鼓足勇气再出发。

  (作者杨斌,系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教授;作者康妮,系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六级职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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