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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刘淄川:中等收入陷阱迷思

作者:刘淄川  时间:2015-05-19

  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警惕不应该演变为一种GDP迷信和增长强迫症,甚至于为增长而牺牲社会的公平正义。

  最近,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的一次演讲,让似乎沉寂已久的“中等收入陷阱”话题再度发酵。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了在目前经济减速期间弥漫于社会上的一种普遍焦虑情绪。由于对当前形势与挑战的认识不一,各方针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也展开了角度不同的讨论甚至交锋。

  一

  自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报告警告,中等收入国家可能陷入一种经济增速既比不上富国也比不上穷国的尴尬状态,“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就流传开来。不过该概念的涵义始终比较模糊:它是各国在发展中会普遍经历的挑战,还是某些国家的特定问题在一定阶段上的集中爆发?它是纯粹的经济发展概念,还是意味着某种特定的社会状态?另外,“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是否缺乏实质意义,比如,更普遍发生的情况其实是“贫困陷阱”,而且不同收入阶段上的国家都可能陷入迟滞状态,单独强调中等收入阶段上的陷阱有何价值?

  国内国外都一直有不同的经济学家试图对中等收入陷阱给出明确定义,但目前并不存在一致性的共识。世界银行本身的表述也比较含混,这导致了各方目前基本都是各说各话。不过,因为这个概念触及到了许多现实的痛处,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密切关注和讨论这个话题。

  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经济理论并不认为经济就应该持续增长,而现实也表明各国的增长轨迹经常波动剧烈,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当然,也没有经济理论认为一国在发展到中等收入程度时就必然停滞,各国的命运取决于它们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和行动。不过,共识是曾经行之有效的经济策略并不一定能保证未来的成功,发展战略必须始终处于调整之中,如果认为一套战略可以包打天下,就会陷入不可自拔的路径依赖困境。

  但并不是说到达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会陷入停滞。一些国家从未经历过“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平稳地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了高收入国家,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始终固守一种模式,其经济与社会格局一直在经历调整和转型。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认为,这些国家存在一些共同特征,如经济结构迅速升级、出口发达、通胀率低、抚养比低、贫富差距缩小等等。

  从拉美等地区的经历可以看到,中等收入陷阱不仅表现为经济面:增长减速,经济效率处于“不上不下”的状态,宏观调控失灵,通货膨胀高涨;还会表现为很多社会问题:社会凝聚力、社会幸福感、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恶化,社会怨气冲冲,甚至陷入社会危机。

  另外,人口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历史上成功从中等收入升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在其追赶过程中都未发生老龄化(日本等国老龄化是在高收入阶段发生的)。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是这些国家平稳升级的重要因素。如果在潜在经济增长率提高之前就出现老龄化,抚养比上升,即所谓的“未富先老”状态,经济活力将受到严重压抑。

  二

  不需要经济学理论,通过正常的观察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是不同的,社会结构、制度安排也不相同。高收入国家往往具有很多共性,而中低收入国家则各有各的不同。

  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积累和要素投入,不仅过去30多年里的中国如此,其他国家,包括曾创造“奇迹”的东亚国家也是如此。这样的增长到一定阶段必然遭遇边际收益递减。也就是世界银行所说的,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国家不能提升价值链,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转变发展战略。

  在高收入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意义更大,而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是教育、科研与创新。这不仅意味着采取更好的技术,还包括更有效率的企业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与此有着密切联系的因素是,这些国家往往经济自由度高,私营部门有充裕的发展空间。同时,高收入国家居民的平均受教育时间长,也是知识与创新的主要来源。

  任何创新技术都需要由劳动者应用,劳动者本身也是创新的主要源头。如果始终把劳动者困在长时间、高强度、单调机械的模式中,创新就不可能发生,也不可能有所谓的产业升级。

  一言以蔽之,创新的根基是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如果能把劳动者从繁重的机械工作中解放出来,使其拥有更多余暇,就有可能通过再培训、再教育,成为拥有更高生产能力的劳动力。这也将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缩小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的占比,扩大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占比,而后者正是发达国家的特征。

  在发展过程中,后发国家往往要经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退出报酬较低的农业工作,进入城市,进入工业体系。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投资边际收益的逐渐缩减,劳动者地位提升、收入提高也是必然的趋势,而这也必然带来劳动者组织形态和权利诉求的变化。公民权利伸张、社会公平、贫富差距缩小,也是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后民众的必然呼声。就像在中国,第一代的农民工也许只求温饱和养家,但第二代的农民工会更加重视自身权益保障。所以在经济增长后,社会改革要顺势而行,而不能人为遏抑。

  三

  比较不同国家的发展史或许可以让我们看到其中的不同。

  日本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经济腾飞,彻底从战争的残垣断壁中走出,一举跃入发达国家行列,在1968年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对此,上世纪60-7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功不可没。当时日本的改革措施除了增大对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投入之外,另一个重大的方面就是重视劳动者,比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职业介绍机构和安置机构,加快解决影响劳动力迁移的住宅问题,健全失业者保障制度,加强对中年以上劳动力的职业培训等,同时日本政府还非常重视增加社会保障与福利开支。多管齐下之后,原定在1970年完成的国民收入倍增目标,提前三年在1967年就得以完成。在这一过程中,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总额的比例不断提高,由此带来的消费能力也带动了制造业本身向高端转型。

  通常认为拉美国家是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代表,反观它们,一直没有改变高度分化的收入分配结构,多数国家长期处于中产阶级虚弱的“哑铃型”社会结构中。精英阶层得到政府的优先支持,获取政治经济机会,包括工人内部也存在国有领域内的“劳工贵族”与私人部门中弱势的工人之分。再加上选举政治中收买选民行为盛行,政府开支缺乏约束,同时宏观经济政策不良,对印钞和债务的过度依赖,都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与金融危机频发。   

  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警惕不应该演变为一种GDP迷信和增长强迫症,甚至于为增长而牺牲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严峻的社会紧张与经济困境相互交织下,这些国家虽然很早就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长期在其中徘徊,甚至还有爆发经济危机或社会危机的风险。

  虽然自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国家一直都是相对高收入国家,但考察它们的发展过程也能给人一定的启发。在欧洲,远在“一战”前后,各界就逐渐认识到,纯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无法维系,必须构建社会保障制度,弥合上下层之间的矛盾。到了“二战”后,福利国家模式更是在西欧国家全面开花,与此相伴随的是一段长期的繁荣,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逐渐落幕。在美国,“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也包含了在社会领域的全面改革,包括基本的社会安全体系的构建,这些都与增长相辅相成。

  从历史经历中可以看出,几乎所有成功地快速从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的国家,经历的都是一个效率与公平双赢的过程。固然,在今天的一些欧洲国家,过度强调公平和公民享有的“消极福利”,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带来的官僚体系臃肿,对经济效率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这不过说明,任何制度实施到一定阶段都可能僵化,必须得到调整。但如果把这一情形用到发展中国家身上阻挠公平化的改革,显然是“误把杭州作汴州”。在发展中国家,公平与效率仍有着巨大的齐头并进的空间。

  如果考察那些停滞甚至倒退的中等收入国家,就能发现,根本的问题正在于其制度框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或者更接近于原先处于低收入时期的状态,如法治欠缺、私人产权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等。存在庞大的底层和极少数精英,社会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性差。为维持稳定,这些国家只能求助于对经济的过度控制,导致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能源与资源市场存在种种扭曲。

  上述的各国经历也表明,快速通过“中等收入陷阱”,往往是开放市场与有效政府结合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不能用“小政府”还是“大政府”的界分来机械解释。在低收入阶段实现经济增长之后,政府财政实力增强,如果能加大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投入,尤其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就会产生巨大的正外部性,为未来的高增长铺平道路。

  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完善制度,可以让增长的动力始终维持,一个阶段的增长为下一阶段蓄势,波浪式地向前涌动。但是要促成政府扩大对公共服务等的开支,必须有公民社会带来的政府问责压力,否则短期的增长可能带来精英阶层的自肥和官僚体系的僵化。

  四

  经济增长与社会改革会相互促进,前者会给后者创造宽松的空间,所以经济繁荣期也是改革的重要窗口期。不在经济繁荣期加大力度推进改革,一旦经济进入困顿乃至停滞期,经济压力与民众争取权利与公平的社会压力两面夹击,会使得国家跋前疐后、举步维艰。

  历史经验表明,只要经历艰苦的转型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绝大多数国家都不会再倒退。高收入国家伴随着更开放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暴力机关得到法治的约束,各种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能够自由生长,自我管理和调节,这是一种具有自我稳定性的状态。

  不过中等收入国家也不应被追赶的强烈愿望蒙蔽了双眼,因为追赶并不是那么容易。长期不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本身并不是问题,因为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不能偃苗助长。不能单因为中等收入状况长期持续,就认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只要经济发展保持平稳,各项社会指标进步,没有明显的经济倒退和社会秩序趋于涣散、瓦解的迹象,就仍应该视为正常状态。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警惕不应该演变为一种GDP迷信和增长强迫症,甚至于为增长而牺牲社会的公平正义。

  也许,“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可以唤起一种危机意识,通过敲响警钟,把执政者从短期成功造成的自满心理中惊醒,从而倒逼更快的结构性改革。但应该警惕的是一种“中等收入陷阱”的“陷阱”:为了绕开所谓的“陷阱”,维持经济增速,以所谓社会改革会损害经济效率为借口拒绝公平化改革,强行支撑原来的模式,结果很可能真真切切地跌入一个“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来源:《经济观察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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