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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经济增长中应重视收入分配问题

作者:  时间:2017-11-10

  从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威廉·配第到后来的亨利·乔治,都非常关注贫富分化的问题,而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开始成为国民收入分配研究中的焦点所在,这一问题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更是具有特殊意义。

  苏京春

  经济增长不会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随着工业革命和一次又一次产业革命的到来,全球主要国家都开始经历经济黄金增长时期,而后随着发达国家完成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转型,经济增速又开始逐步放缓,纵观整个经济增长过程,收入分配开始呈现出仅基于时间横断面无法观察到的特点。而这时一个真问题开始跃然纸上,那就是收入分配格局究竟会何去何从?

  1954年,美籍俄裔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高收入阶层在收入和储蓄中占有的份额》,也正是基于这篇论文所阐述的“库兹涅茨事实”提出了“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在1913年—1948年美国数据的基础上,观察到美国收入不平等随着经济增长出现下降趋势,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总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45%—50%下降到了30%—35%,从而提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将呈现出先增后降的假说,在图形上表现为倒U型曲线。经济学研究中有许多条倒U型曲线,但都比不上库兹涅茨所提出的这条绝非简单的倒U型曲线,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就是,这条曲线引发了对一个重要问题的反思,那就是经济增长究竟是否能够自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当然,按照库兹涅茨的结论,收入分配不公平虽然一开始会随着经济增长而恶化,但是随着经济继续增长,这种不公平会逐渐改善,而且这种改善是自动的,即经济增长会自行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然而,随后的经济实践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对于经济增长不会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这一结论,学界已陆续有许多相关研究得证,而其中就包括笔者认为颇具说服力的夏威尔·萨拉—伊—马丁《全球收入分配》(2002)一文。从国际视角分析,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实践已经造成了三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整体收入水平提高。无论是GDP总量指标还是人均GDP指标,均呈现增长。第二个结果是贫困显著减少。无论是以每天少于两美元为临界值标准,还是以每天少于1美元为临界值标准,都可以看到世界贫困率都呈现出一种不断下降的趋势。第三个结果是贫富差距显著扩大。1970年和1998年横断面数据对比显示,世界收入分配的曲线从相对收敛变得更加离散,这显然意味着世界范围内随着经济增长出现了贫富差距显著扩大的现象。

  收入分配不平等主要缘于资本

  经济学界于2014年出现了一部产生广泛影响的关于收入分配的著作,那就是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点,就在于皮凯蒂将库兹涅茨当年所做的研究进行了推进,进一步证实,虽然在1913年—1948年期间美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的确有显著下降,但是进入20世纪50—70年代后,这一程度开始趋于稳定,并没有继续下降,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程度重新开始扩大,以至于截至2000年,这一程度已经又重新回到了1913年的水平。这一研究可以说是对库兹涅茨曲线最直接的颠覆。换言之,皮凯蒂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基于实证视角的库兹涅茨曲线在美国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或者我们转而从规范视角去理解,那就是库兹涅茨曲线不会自动产生,至少基于美国的实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在诸多媒体当中,颠覆库兹涅茨曲线这一点都被当作皮凯蒂这一著作的最大亮点,但是笔者认为,这一点还是应当排在“资本/收入比”这一指标的后面。

  《21世纪资本论》的一个亮点,在于使用资本(财富)与国民收入的比例这一指标来研究分析收入不平等问题。皮凯蒂认为,基尼系数将所有的不平等因素都囊括在一起进行反映,不尽科学,因为由于努力工作而导致的不平等是应当得到鼓励的,而由于继承财富以及财富的膨胀所带来的不平等扩大则是应当抑制的。基于此,与大多数情况下总是简单关注流量有所不同,皮凯蒂基于资本(财富)这样一个存量概念,构造了资本/收入比这样一个融合了存量与流量的指标,这个指标的高低能够反映资本所带来的收入究竟是不是越来越多地集中在了少部分富人的手中,按照皮凯蒂的分析逻辑,这一比例越高,就说明拥有相对更高储蓄率、更多投资机会和更高回报率的富人更多地拥有了该国资本带来的收入。经过对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翔实数据的分析,得出了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不公平会加剧的结论。具体而言,皮凯蒂计算出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的资本/收入比大约为6—7,美国为4—5,也就是说,欧洲的资本总量相当于6—7年创造出来的国民收入,而美国是4—5年;到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资本/收入比降至2—3,美国也降至4以下;而后又开始一路飙升,截至2000年,欧洲的资本/收入比上升至5—6,皮凯蒂估计这一数值会在未来进一步上升至6.5。

  《21世纪资本论》的另一个亮点,就在于提出资本的收益率虽然在经济学理论上是有边际递减规律存在的,但是在现实运行中由于条件总是在变化,资本总是相对于劳动而言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并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都在为了吸引资本而相互竞争,得到资本支持的市场主体往往能够将技术再向前继续推进,所以在经济实践当中,资本收益率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这一点认识再加上资本/收入比不断提高的事实,皮凯蒂得出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将会越来越高的判断。自19世纪以来,尽管贫富差距有过不继续恶化的时期,也有过改善的时期,但总体来讲都是在不断恶化的,而且唯一一个改善的时期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期,并非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结果。鉴于此,皮凯蒂主张对资本征收累进税来扭转21世纪贫富恶化的趋势。

  盲目的民粹主义福利赶超会拖垮宏观经济

  拉美福利赶超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应对三十年黄金增长期带来的社会收入差距扩大。拉美在经历了长期殖民地生活加之民族和种族十分多样化,始终对平等问题非常敏感,加上遗留下来的历史制度导致国家落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举步维艰,创造就业和解决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就更加困难,社会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与多语种、多信仰等人口结构问题有一定关联,多元民族间的差异性与歧视因素,容易催化收入差距矛盾。加之其还存在阶段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即外部发达国家的榜样效应、当权阶层的贪婪和内部公民对福利的无限渴求的充分叠加。外部发达国家的榜样效应本来是经济赶超的前提,落后经济体发起后发优势对发达经济体进行技术学习和制度优化而实行赶超,是中等收入经济赶超阶段的合理路径。然而,拉美后来的赶超路径并没有沿着学习技术和长久有效制度体系继续推进经济赶超的方向来进行,而是扭曲地转向了忽略本土财政约束、机械照搬发达国家福利水平和福利体制的方向。当时的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几轮的“经济迅速增长—工资福利上涨—经济继续迅速增长”,在经济发展水平到达一定高位且逐步稳定后,才进入“工资福利上涨—建立福利保障体系”的转变,又经历一定时期的福利覆盖面扩大和福利水平提高,终于逐步建成福利国家体制。因而拉美作为经济落后的经济体,过早地照搬发达经济体历经多年发展才得以推行的体制,只能是力不从心、适得其反。福利本来应是随中等收入经济赶超阶段的不断深化和发展而逐步提高的,然而,拉美的民粹主义将福利赶超作为了经济赶超最为重要的目的,掏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持续改进民生福利的基础。拉美地区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具有相当程度上的相似性,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时期,都存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市场体制机制等多重问题,因此特别值得我们进行关注。

  这种福利赶超的结果不是单一因素所导致的。拉美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了30年之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日渐尖锐,这种缩小贫富差距的愿望在各个阶层都非常强烈,加之从较低的收入水平步入了中等收入水平,生活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显著提高,公民于是更加关注自身利益,尤其是自身福利与发达国家的比较,形成一种“大众情感的政治主张”即所谓“民粹主义”倾向,加之从宏观经济尤其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力水平、国民收入等发展与积累的理性角度来考虑,公民上述对福利无限的渴望不应该盲目地、一味地去迎合,但是拉美国家政治上的不稳定加上为了迎合选民的意愿而推崇民粹主义政策的政治领袖当权,导致选民的这种非理性意愿不断地、简单地、不计后果地被政治领袖所迎合与满足。因而最终导致了拉美地区“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这种福利赶超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中应当用于继续推动经济赶超的经济发展成果都作为了福利提前分配,而没有强大的力量再支撑经济的继续增长,加上当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错误导向,推动拉美的宏观经济进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在短短的时间中内耗掉了难能可贵的经济发展成果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抉择:重要结论及启示

  以上分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抉择提供了重要启示:第一,经济增长不会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差距先扩大再缩小的库兹涅茨曲线不会自动实现;第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可能随着资本(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而继续扩大,并且随着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而呈现新的特点;第三,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决不能通过简单的福利赶超即盲目提高全民福利来解决,盲目地内耗经济发展成果最终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宏观经济动荡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中国的收入分配数据分析结果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也出现了三个结果,除符合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所导致的结果以外,还带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个结果是整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收入分配曲线在1970年、1980年、1990年和1998年呈现出整体不断右移的趋势,而且峰值也呈现不断右移的趋势,即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实现了整体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个结果是贫富差距显著扩大。随着经济增长,中国整体收入水平在呈现不断提高的同时,还呈现出不断离散的特点。观察1970年、1980年、1990年和1998年的中国收入分配分布曲线,可见1970年的收入分配分布曲线最为收敛,而随后的1980年收入分配分布曲线开始呈现出离散的特点,再后的1990年收入分配分布曲线离散的幅度更大,至1998年,收入分配分布曲线已经呈现出非常显著的离散特点,这个动态过程揭示的就是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不断拉开距离的过程,显示了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呈现的贫富差距显著扩大的特点。

  客观而论,这种发展结果是符合我们在经济赶超战略下的相关预期的,符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现阶段的重中之重就落在了怎样实现“先富”带动“后富”,从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那么结合以上结论,国际研究和国际经验至少告诉我们这样几个事实。

  第一,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解决,是需要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进行合理干预而最终得以解决的,可作为相关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第二,随着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由于收入这个流量指标所产生的差距可能不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突出,而由于资本(财富)这个存量指标所产生的差距可能会更加凸显,加之中国现在正逐步成为全球化的核心,并且日益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引领者,由于资本(财富)所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会更加明显,并且呈现出复杂的特点,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所说的那样,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带有资本结合天赋、资本结合创业、资本结合技术、资本结合机遇等多重特点,绝非像单纯继承大笔财产而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那样容易得到明确的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或是消极影响的判断。

  第三,经过学术论证,财政进行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存在“三元悖论”,即指任一特定时期,人们在减少税收、增加公共福利支出和控制政府债务及赤字水平这三个通常看来都“很有道理”的目标之中,只能同时实现其中两个,而不能同时实现,且未能达成的目标会同时制约其他目标实现时的水平。这一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着拉美地区因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而导致的消极发展结果。加之1950年以来,全球仅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中国在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又先经历了“黄金发展期”后遭遇“矛盾凸显期”,想要正确面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日益加大的问题,一方面避免社会贫富分化而导致的社会动荡,另一方面避免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避免以牺牲经济赶超来饮鸩止渴,从而实现弥合二元模式的平稳过渡,顺利步入发达经济之林。

  (作者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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