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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收入倍增”重在结构调整

作者:  时间:2012-11-20   浏览次数:0

  针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确保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与多年来GDP保持两位数增长相比,居民收入增速无疑相对滞后,而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缺陷更是让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成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全球经济陷入低迷,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冲击,过去被高速发展所掩盖的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调的矛盾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能否实现居民收入有效增长,无疑将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成败。在十六大和十七大分别提出“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和“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愿景后,十八大明确提出人均收入倍增的量化目标,彰显了决策层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

  不过,需要看到的是,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结构来看,我国想要“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所要克服的困难还有很多。

  首先,要在2020年实现收入倍增计划,若人均收入匀速增长,则人均收入每年需要增长约7%。虽然从绝对速度来看,7%并不算是一个特别高的增速。但考虑到2000年至2010年间,我国名义GDP增速超过300%,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仅在200%左右,这意味着,如果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改变,则未来数年里,名义GDP增速仍要保持一个两位数的高增长,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其次,收入倍增最主要的来源无疑是工资收入的上涨,但工资收入的增长实际是在增加企业成本,不利于企业盈利和资本支出,而因工资收入带来的消费增加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对于GDP增速而言,这一变化则将带来下行压力。从日本经验看,1962年和1965年这两个工资大涨的年份,对应也是GDP增速的低谷。这也证明,如果简单以压缩企业利润来换取居民收入倍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未必是正面的。事实上,当年日本的国民倍增计划之所以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出口大幅增长从而抵消了工资上涨对企业利润的不利影响。

  最后,当前我国企业的结构性分化也将影响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一方面,我国存在相当规模的垄断企业,这些企业员工平均收入水平已经远远超出居民人均收入,未来如果这部分群体的工资继续上调,无疑将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我国存在着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这部分企业也是吸纳中低收入就业者的主力,但从实际情况看,前几年出台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效果并不明显,中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合理增长未能得到充分保障。

  毫无疑问,要实现收入倍增的目标,首先要进一步做大国民经济的蛋糕,但更关键的是要理顺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好蛋糕。正如十八大报告指出的,“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也要花更大力气进行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寻找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为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辉煌打下坚实的基础。

来源:上海金融报 [关闭] [收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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