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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

笑城:穷富论

作者:笑城  时间:2014-07-31   浏览次数:0

  今天普世的价值观里,“穷”的反面就是“富”,“富”的反面就是“穷”,这似乎没什么可多说的。但从中国的传统文化角度来看,实则不然! 

  确切地说,在中国一脉相承的悠久历史文化中,始终另有一个高于物质价值标准的“穷富论”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自身的巨大作用力。正如儒家亚圣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样,这样明显有别于物质价值标准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之后代代相传的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因此今人在论及“穷富”时千万要记住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中国的老字典里,物质的“穷”另有所指,“富”也并非完全是今天的这个意思。 

  《管子》中有一句话:“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它提示我们要认清今天普世价值观所说的“富”,在中国的古意中其反义词是“贫”,而不是“穷”。对此东汉许慎的专著《说文解字》中对于“穷”和“贫”的解释是:“穷,极也”;“贫,财分少也。”一目了然地告诉今天的国人:现在普世价值观中的“穷”,跟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穷”根本上不是一回事。因此,今天从物质上帮助人的正确说法叫做:“扶贫”,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而来的。 

  对此不能不重读国学,看清楚那些中国古人在自己的文章里常常使用的“穷”字究竟为何意?或者其反面的“达”境界如何?又或者论证由二者之间关系而引出的那些至理。比如耳熟能详的《周易》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道德经》中的“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中庸》里面的“道前定则不穷”;以及《孟子·尽心上》中的那句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还有那千古流传的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的“穷”字都指的是一种境遇上的尽头,好比走路一样,到头了、无路可以继续走下去了,又好比遭遇到了困局,也是别无他路可走的境遇,而在人的内心世界里,这样的穷尽境况是比物质上的一无所有更加可怕的。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哀莫大于心死”,多少道出了其中的苦涩意味,试想当初的屈原投江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当他觉得“举世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那一刻,的确是因为没有“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给他指出另外一条路所致。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穷”的确跟中国传统文化上的“道”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国历朝历代中的各个变法就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最早的大禹治水法由“堵”变为“疏”,还是这之后真正具有变法特征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或是取代秦朝的汉家天下一改既往所推行的“无为而治”,以及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的“戊戌变法”……细究起来,以上所有的变法都是本守着“穷则变,变则通”的核心思想,为寻找到一个更好的生存以及发展道路而变。这一点,不但中国的古代和近代历史是这样,时至今日的现代社会也是这样。中国目前的改革本质就是为国家和中华民族寻找到一条更加有利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最佳道路,因为无可借鉴故而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但人们很清楚那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确切地说:今天中国的改革就是从中国“穷则变,变则通”的传统文化理念中而来,所求索的,正是适合中国发展的最佳道路。 

  故而我们可以说,“穷”的小层次是个人,大境界是国家和民族整体的发展道路。当它上升至“道”的境界后,“变”是它摆脱困局的解决办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则是“通”和“达”。在这里,“通”只是道路未断仍可继续走下去而已,而“达”则是无所不往的最高境界。 

  弄清了以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穷”的正确所指,再看今天物质价值标准基础上的“穷富”取而代之后成了为普世的价值观念,则实在不能不感慨世事的沧桑巨变。不能不说,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文思想的发展总是要依托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之中,正是物质决定精神的缩影。因此,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穷富”的含义变迁,就需要认清其正是随着中国的历史变迁而来,又必然会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而继续发展,也就不会为眼前的暂时现象所蒙蔽了。 

  回顾历史,这一个有关于“穷富”方面的价值观念变迁,关键的节点在于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和封建王朝的没落乃至陨灭之间。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传统的“重商思想”跟中国传统的“轻商思想”恰恰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从东西方社会阶层的划分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同样是封建制度的阶段里,西方的商人阶层是明显高于中国“士农工商”的阶层排序。故而同样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阶段,西方由于文艺复兴催生了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而最终带动了社会制度的变革,打破了封建宗教和封建王庭二者的垄断,而中国社会则仍在朝代的更替上下着功夫,完全没有触及到社会变化的本质。这样看似阶层的差异,实则恰恰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差异,恐怕就是日后中西方封建社会两种不同结局的分野所在! 

  如果我们仅仅从表面的结果去看待这样的两种价值观念,然后再去评判它们二者谁对谁错的话不免有失公允。事实上,“轻商”和“重商”都是极端的观念,后者虽然导致了西方封建制度社会被更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取代,但它就此走上了极端追求物质的另外一种极致。这也就是今天中国普世价值观念中“穷富”观念的更迭上,不能不提到的部分。 

  简而言之,近代的世界历史上,取代了旧有的封建制度后的西方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血腥扩张开始逐步走向殖民主义乃至帝国主义道路。而这时的中国社会则仍在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中“穷则思变”着,虽然康熙、雍正乃至乾隆三位皇帝都可称之为封建社会中难得一见的好皇帝,但他们在看到中国之外的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时,所选择却是闭关自守的办法,这就使得中国的封建社会最终不可避免地开始落后于西方,以致在死守“祖宗之法”的不孝子孙手中彻底败亡。 

  这或许正是中国封建制度社会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却惊醒了沉睡多年的东方雄狮,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思考“穷则变,变则通”的出路何在!当西方新兴资本主义随着疯狂的血腥扩张开始从“穷则思变”转向了毫无道德可言的野蛮侵略后,其中充满的物欲和自私贪婪,恰恰证明了极度追求物质发展的另一种道路乃是人性上的倒退发展,则又是在往“死”路上走,由“穷则变,变则通”而至“物极必反”。对于中国来说,正是由于列强的野蛮侵略而丧权辱国、受尽凌辱,可谓是教训惨痛而又深刻! 

  这样的一段历史体现在人文思想方面的直接结果就是:自从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学指导性的巨著《国富论》广为流传后,比之封建主义要先进的资本主义傲然于世,催动了世界范围内的人文思想变迁。中国普世的价值标准无可避免地随着“西风东渐”、“坚船利炮”等等原因而深受影响,进而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中依稀可见两条脉络: 

  一是,满清王朝所奉行的“闭关自守”错误道路,恰恰符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穷”的标准,等同于自掘坟墓、自寻死路,以至于让中国腐朽的封建王朝发展历史走到了穷途末路的终点; 

  二是,那时的世界历史潮流的确逼迫着中国要进行一场巨大的变革,无论从社会制度变革上、还是一直秉持的传统文化上,都必须要巨大的改变才能保证不沦为列强瓜分奴役的国家和民族,正是“穷则变、变则通”的中国文化根基随着世界的发展潮流而动,最终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 

  因此,那个时代的变革虽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但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于“穷则变,变则通”的根基性非物质文化思想传承在起着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它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畸形发展中终于恢复了本来的面貌,以至于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完全符合当下的社会实情。这也就是那时的有识之士从“师夷长技以制夷”逐渐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最终彻底转变为接受西方外来的思想文化,以催动中国的社会变革的核心指导理念。 

  其表象或许是彻底西化或者是中西合璧式的,但在根本上除了选择的道路西化之外,仍是国学的根基,也就是“道”生于“易”,而中国文化的“易”,则有着“不易、变易、简易”的三个精髓,“变易”恰恰是其中之一,这样的“变”才会通。 

  这也就是从“戊戌变法”的“变”至国父孙中山时,他所提出的“天下为公”、“三民主义”已经大大地将国学跟时代的潮流相结合了起来,又为相当一批当时的国人所能够接受才导致了那时中国社会变革部分成功的原因所在。但是要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畸形发展历史太过于漫长,已经使得当时的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相当程度上的难以一下子根除的封建主义思想遗毒。而此时的中国大地上无疑正因为这样的新旧思想的碰撞,而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 

  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逐鹿中原……西方列强无疑是这一场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巨大变革中,起到了背后支持作用力的推手之一。但是,所引发的“关于中国的未来命运究竟应该走向何种道路”的争论也由于列强的作用力而起,那就是当时世界上两种新兴思想的碰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虽然这两种世界潮流中的新思想均是来自于西方的,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根基“穷则变,变则通”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得中国那一段近代历史上,数次的“山重水复疑无路”,终于通过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和抗争变成为“柳暗花明又一村”。 

  故而,当今天的人们在回顾那一段起伏跌宕的中国近代历史时,切莫忘记了那一句中国古老的名言:“得民心者得天下”。什么是“道”?这就是“道”——顺应最大多数人的共同意愿,而非少数人! 

  因此,中国之所以在近代历史上最终选择了走以毛泽东为代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以蒋介石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道路,实在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根基使然!这样的根基下,物质上的“穷”不是问题,照样可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照样可以用小米加步枪打败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其所证明的道理就在于:物是死的,人才是活的。活人,尤其是在思维上先进的活人,根本不可能被僵死的物质所打败! 

  斯大林曾经在得知淮海战役中,武器装备明显落后的中国共产党六十万军队打败了装备美式飞机大炮的八十万国民党军队后慨叹道:“这真是个奇迹!” 

  对于这场战役的胜利总结,亲身经历的陈毅元帅有着一句足可传世的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对比两个人对于同样一个决定中国未来命运大事件的看法,我们不难从中有所领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穷”的确不是物质上的“贫”,它超越了物质的层面而深深根植在人们的内心和精神世界里,它的衡量标尺远比后者的衡量标尺要复杂得多,且更加合乎大道,一旦它“变”了,则必然更加会超越物质,使得物质上的“富有”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似乎在告诫着所有人另外的一个道理:过犹不及。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步入新的时代后的前一阶段里,由“一穷二白”开始走向了另外的一个极端,依稀可见漫长的封建制度下的畸形痕迹。西方先进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后,又开始逐步退回到“轻商”的窠臼之中,反过来又因为物质的“穷”而导致“思变”,这一变如果不触及根本,则又是会走不通的结局。 

  穷者,极也;极者,尽也。极尽之处又是怎样的呢? 

  对此,《论语·公冶长》中有一段精辟的思考性发言:“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后人或许对此着过许多版本的解释,但在“穷极”的基础上推而论之,或许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孔子所设想的“行道之极”就如同乘一叶扁舟顺流而下那样,终极达到的地方看上去必然是大海,而大海的尽头又在哪里呢?这个答案在孔子看来却又是未知的,且是一叶扁舟所无法胜任的,或许要依靠有着孔武有力的子路去伐木造船以适应大风大浪和未知的凶险。但最终,他又因为对大海所知的局限而感慨:或者根本就没地方取材! 

  中国的今天仍然面临着同样的处境,中国的蓬勃发展即将带领中华民族走出长江黄河要到世界性的大海大洋上去搏击风浪,但是不能到时候再说乘坐工具的问题,故而需要准备充足,造船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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